P!Live公民抗爭與不服從運動的法律評價

邱彥瑜 張嘉豪 吳東牧 / 整理報導

318佔領議場運動至今超過一個月,雖然群眾已退出立法院,但多起佔領行動、集會遊行正如火如荼展開,也引起公民不服從與維持社會秩序的辯論。台大法律學院、台灣法學雜誌、法律扶助基金會4月26日主辦「公民抗爭與不服從運動的法律評價」研討會,邀請法學教授、律師、法官、檢察官等法界人士,針對公民不服從可能面臨的法律責任、相關法律概念進行討論。

致詞人:
謝銘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陳為祥(法律扶助基金會秘書長)

與談人:
黃榮堅(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張嘉尹(世新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李艾倫(法律扶助基金會律師)
孫健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陳重言(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楊雲驊(政治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林鈺雄(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張文貞(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陳昭如(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薛智仁(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助理教授)

開場|謝銘洋:絕食反核 不服從最高境界

謝銘洋認為,林義雄正是公民不服從最高的境界,他呼籲政府應該正視民意,否則會有比上次318學運更多的人站出來「不服從」。

謝銘洋認為,林義雄是公民不服從最高的境界,呼籲政府正視民意,否則會有比上次318學運更多的人站出來「不服從」。

開場的台大法律學院院長謝銘洋引言時就表示,研討會當日剛好是車諾比事件28週年,而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也正在義光教誨絕食反核,反對政府用鳥籠公投箝制人民意見表達。謝銘洋認為,林義雄正是公民不服從最高的境界,他呼籲政府應該正視民意,否則會有比上次318學運更多的人站出來「不服從」。

法律扶助基金會秘書長陳為祥則說,法扶董事會三月剛通過決議,針對社會矚目的重大公民運動,授權秘書長開放陪同偵訊服務,而從318至今,他幾乎沒有一天睡得著覺。陳為祥認為,這波運動問題出在「市民太服從、市民不抵抗」。他以納粹為例指出,紐倫堡大審就是對於服從邪惡政權者的審判。陳為祥認為,鄭南榕、林義雄還有學運青年們都做了該做的事情,接下來就是司法的問題。

 

黃榮堅:民主機制失靈 就可行使抵抗權

有人認為非暴力、公開性、良心訴求等條件存在,公民不服從才能成立。台大法學院教授黃榮堅則認為,必須從個別情況、依照比例原則檢驗。以「非暴力」來說,專業者的講法應該是「寧可不要使用暴力」,因為武力是獨裁者的強項,為什麼要拿對方拿手的強項跟他競爭?黃榮堅也說,不管是獨裁者還是公民運動,都希望吸引人民的支持,獨裁者透過教育、文宣進行洗腦、收編跟分化,公民運動則訴求道德跟理念,對於人民來說,暴力或是非暴力的訴求,哪一個會比較容易被接受?

黃榮堅以《獨裁者的進化》一書為例,認為民主運動一旦變成暴力抗爭,首先激怒跟疏離的便是專制政府裡同情運動的人,而運動的成功與否,也會影響正當性的認定。書中回首1990到2006年間的不服從運動,非暴力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機率,但若是使用暴力或是槍桿子出政權的運動,成功率僅有25%,黃榮堅認為,非暴力不應該是不服從運動的定義要件,只是在個別情況下使用暴力,可能不符合比例原則。

「當突尼西亞發生公民抵抗運動,埃及總理穆巴拉克就說我們不是突尼西亞,我們是民主國家。當埃及變天,馬來西亞首相也說我們不是埃及,我們是民主國家。」黃榮堅以此反駁行政院長江宜樺所稱,認為抵抗權只有非民主國家才存在。黃榮堅認為,只要民主機制失靈,就有行使抵抗權的正當性。

黃榮堅認為,318佔領行動,具備抵抗情狀與抵抗行為本身的必要性,所以有法律的正當性,可以視為「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而排除不法。對於裁判者來說,即使認為客觀上不存在抵抗情狀、或是行為必要性,但在刑法結構的主觀不法要求下,行為人頂多只是誤認,不構成不法故意。過濾後,剩下的罪行也只有過失犯罪,而妨害公務、毀損、侵入住居等罪,在刑法上也沒有處罰過失的規定。

 

林鈺雄:當獨裁即將到來 抵抗才是正義

林鈺雄則回顧近年來數起社會運動,像是關廠工人臥軌案、彰化反台電高壓電施工、苑裡反風車、苗栗大埔反徵收等案例,相關抗爭者不是被偵查中、就是起訴,甚至有檢察官聲請簡易處刑,林鈺雄認為,這是使用刑法的人出了問題。

林鈺雄回顧近年來數起社會運動,像是關廠工人臥軌案、彰化反台電高壓電施工……等案例,相關抗爭者不是受偵查中、就是遭起訴,甚至有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這是「使用刑法的人出了問題。」

林鈺雄則回顧近年來數起社會運動,像是關廠工人臥軌案、彰化反台電高壓電施工、苑裡反風車、苗栗大埔反徵收等案例,相關抗爭者不是還受到偵查中、就是起訴,甚至有檢察官聲請簡易處刑,「這是使用刑法的人出了問題。」

林鈺雄分析法律面對公民不服從可能有的辯論,首先,阻卻違法事由很難被信服。林鈺雄說,法律中傳統的阻卻違法事由難以適用,例外情況多是以「入罪」為下場;而超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之中,常要求必須獲得被害人之承諾,但在實務上相當困難,像是關廠工人臥軌,還需獲得「被耽誤時間乘客」的允許,林鈺雄認為不太可能。

也有人主張將「民主體制被破壞」視為超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中的類似緊急避難,但現有緊急避難多保障個人名譽、並強調危難即將發生的「現在性」。但像是反國光石化、反美麗灣等預防未來、整體性的危難,就很難適用。林鈺雄認為,避難的危難情況認定,應該要以急迫性取代現在性,也要考量超越個人的整體法益。

至於刑法該如何評價公民不服從,林鈺雄認為,以刑法犯罪三步驟來看:第一,構成要件該當性是否具備,林鈺雄認為現在被提出的許多罪行,像是侮辱公署、妨害公務等,其實很難成立。再者,違法性應考量侵害法益極輕微、類似緊急避難的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而在有責性部分,林鈺雄也認為可以過當行為受到緊急避難之保障。總而言之,林鈺雄認為公民不服從跟緊急避難有交集之處,因此未來若要審理相關案件,應該可從緊急避難的審查架構去思考。

 

陳重言:個案瑕疵難透過釋憲解決 這就是漏洞

公民不服從就像是白血球,醫生看病從白血球判斷,白血球變多,看起來是生病,但其實是免疫系統,沒有他就不能真正治癒,讓他維持在合理的數值,是要去努力的。

陳重言則說,公民不服從本質上是正當性對抗合法性,而且是少數人承認的正當性,因為不被多數人接受,所以用這種方式表達。德國將抵抗權納入基本法,但並未排除不法性,因為違法多數決,即使正義並不在多數決的一方。陳重言認為,318引發佔領議場的關鍵在於違法民主程序,既然跟民主原則抵觸,就應該去判斷行動的正當性。陳重言說,過去甘地、金恩等人進行不服從運動,誰是誰非大家看得出來,過往有宗教良心犯拒絕服兵役、拿兵器,違法兵役法而被判刑,後來透過增設替代役解決。因此,緊急避難的情形在歷史上時有所聞,也應該考量這一點。

陳重言也說,在法律的救濟手段中,許多人期待大法官會議做出解決之道,但許多案例是個案出問題,而非通則。「如果個案有瑕疵,救濟體制無法針對個案釋憲,這不就是救濟體制的大漏洞嗎?」陳重言認為司法者要自己去找侵害更小的手段,不該把「救濟手段未窮盡」的責任推給行為義務人。

 

薛智仁:佔領行動若判刑 視同限縮言論自由

薛智仁認為,公民不服從應該是指涉「道德正當性」的行為,不該將道德跟法律混淆。薛智仁指出,這定義並不排除合法性,合不合法,應該視個案去判斷,但也不能直接認定為阻卻違法事由,道德正當性也不該逃避刑事追訴,甚至有人將審判程序也當成抗議活動的一個環節。

薛智仁認為,抗議者主張總統馬英九毀憲亂政,必須去考量,到底是個別違法行為,或確實是破壞憲政秩序。若考量中國確實有並吞台灣意圖、也非民主體制,總統卻仍在兩岸事務上排除民主體制監督,並主導服貿獨裁審查,的確可能是破壞憲政。但薛智仁也認為,仍應該嘗試釋憲,如果沒有試過就認為釋憲無效,那抵抗權行使的正當性就減弱。

但回到318佔領運動可能面對的法律責任,薛智仁指出,必須考量判刑對於言論自由的影響程度。他認為這等同於剝奪國民參與、監督國家重要事務的可能性,在行政院刻意迴避監督、國會失靈的情況下,判決視同切斷少數政治言論監督政府的管道,影響不亞於限制表達監督政府的言論自由。

 

孫健智:讓大家佔領國會的是國家

孫健智認為,今天問題出在國家不執行與人民的社會契約,因此人民自己來執行。孫健智也說,現代人參與政治陷入卡夫卡小說城堡中的困境,想要跟國家溝通服貿爭議,卻不知該怎麼做、去哪裡找人溝通,如果還堅持「動口不動手」,那下一步該怎麼辦?

孫健智認為表達意見不需等待大法官釋憲無效。在正常的講話方式,包括抗議、媒體投書都無效的情況下,相對於這些一般的手段,佔領立法院表達意見就是最後的手段。

 

「如果沒有318,台灣會是什麼樣子?張慶忠喊的是送院會存查,就等於通過」張嘉尹認為大法官對集遊法的釋憲就花了1000多天,根本是緩不濟急。

「如果沒有318,台灣會是什麼樣子?張慶忠喊的是送院會存查,就等於通過。」張嘉尹認為大法官對集遊法的釋憲就花了1000多天,根本是緩不濟急。

張嘉尹:大法官釋憲緩不濟急

張嘉尹認為,憲政危機來自於總統馬英九以黨主席身份綁架黨籍立委,更架空立法院監督,所以317的30秒通過,讓大家看到結構性危機。因此,維持憲法運作需要客觀制度,但更需要人民保護它的意志。

「如果沒有318,台灣會是什麼樣子?張慶忠喊的是送院會存查,就等於通過。」張嘉尹認為大法官對集遊法的釋憲就花了1000多天,根本是緩不濟急。因此,當憲政秩序遭破壞的緊急情況發生,再不救濟就來不及、而且也別無其他手段救濟時,就是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

 

李艾倫:弱勢發聲遭判刑 等同二次壓迫

李艾倫從實務經驗出發,認為律師面對的法官與檢察官,常常去脈絡檢視犯罪行為,而忽略抗議的正當性。李艾倫認為,公民不服從的參與者,通常是資源上弱勢或人數上少數的群眾,他們對於社會的發聲、對統治者施壓的行為,已經很難被聽見,如果再用刑法去處罰,等同於再一次的壓迫。

 

楊雲驊:檢察官是法律的守護者或政府統治權的機關?

「檢察官是法律的守護者?還是政府統治權的機關?」楊雲驊認為,行政與立法兩權已經失靈,如果司法權也失靈,三權分立就面臨全面潰敗。

楊雲驊以法院駁回北檢聲押魏揚的理由為例,指出聲押時間點差很多、證據也難以確認魏揚是323行政院事件的主導者,更直指「應屬檢察官臆測之詞」。

楊雲驊更批評法務部長羅瑩雪,先把相關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都透過發言定調,等同把檢查事務跟檢查行政攬於自己一個人身上。楊雲驊質疑,這樣的檢察機關到底是國家機關還是法律的守護者?

 

張文貞:兩公約保障「和平的非法集會」

張文貞指出,公政公約第21條清楚保障和平集會的權利,參與者沒有武裝、石頭、棍棒,以聚眾行進的方式表達意見,都算是和平集會。

張文貞指出,公政公約第21條清楚保障和平集會的權利,參與者沒有武裝、石頭、棍棒,以聚眾行進的方式表達意見,都算是和平集會。

張文貞認為,台灣不能自外於國際公約的規範,尤其是台灣已於幾年前實行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等同有國內法的效力。

張文貞指出,公政公約第21條清楚保障和平集會的權利,參與者沒有武裝、石頭、棍棒,以聚眾行進的方式表達意見,都算是和平集會。張文貞並強調,重點是和平,而非合法,一般的合法集會各國內規就已經有保障,但國際公約拉高層次,保障針對非法但和平的集會。張文貞也說,一旦政府使用武力對付抗議者,當抗議者受到挑釁而不得不使用武力,違法的也是政府。

張文貞說,雖然保障集會自由,但政府依然可以有適度的限制,但必須在民主社會脈絡下依照比例原則審查限制範圍,也必須有法律依據。張文貞說,許多國家的限制步驟,第一是限縮範圍,第二是換到其他地方,最後才是驅離,但台灣卻直接跳到最後一步。

此外,雖然也會考慮國家安全、公共安寧以及公共秩序,但是張文貞認為,因為集會自由是很高層級的權利,限制它的公共秩序不能太隨便、低階,例如只是要求安靜、特定人物的人身安全、少花五分鐘上班等等,這些都不行。張文貞說,連在中國統治範圍的香港,都曾在2005年作出判決,認為政府驅散違法集會,應該要放在合乎憲政秩序的公共目的來進行。

 

陳昭如:我認為越弱勢(公民不服從)越正當,因為越弱勢可能越失靈,對原住民來說何時有顯靈過?對於前幾天佔領國道的國道收費員,民主也沒有顯靈啊。

陳昭如:我認為越弱勢(公民不服從)越正當,因為越弱勢可能越失靈,對原住民來說何時有顯靈過?對於前幾天佔領國道的國道收費員,民主也沒有顯靈啊。

陳昭如:民主未為弱勢者顯靈過

陳昭如則認為,公民不服從不是新概念,台灣已經有長遠的抵抗運動傳統。像日治時期有大規模議會設置的請願運動,戰後也有黨外運動、組黨運動。從佔領國會的角度來看,國外的女性主義者,也曾以佔領國會、並將自己鎖在鐵門上的方式,爭取女性選舉權利。

陳昭如認為,公民不服從希望矯正民主失靈、民主赤字的狀況,民主參與跟民主不服從更是並行而非互相取代的關係。

社會中有很多不同群體,對於民主是否失靈有不同的認知,但是越弱勢(公民不服從)越正當,因為越弱勢可能越失靈,「對原住民來說何時有顯靈過?對於前幾天佔領國道的國道收費員,民主也沒有顯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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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篇回應 to “公民抗爭與不服從運動的法律評價”

  1. […] 公民抗爭與不服從運動的法律評價 […]

  2. 再硬凹啊 說:

    照這些深綠的學者說法,建議一、我們甘脆變成英美法系國家好了,法官不用法規範可以自由想像宣判,你可以援引學說也可以用別的國家法條來判,建議二、廢除立法院由法官創社法律、建議三、對於所有集會遊行警查不可干涉,不可到場維護秩序,如果遊行者有攻擊總統或官員民代,請隨戶把戶他們的安全,逕行提告,遊行者有放火或期他破壞建物行為,以其具備政治性不得追究,繁路過行人皆自求多福,被傷到無法提出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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