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頭條【結痂324】一個人跳舞的社運小子

邱彥瑜 王祥維/ 採訪報導

廖科驊,19歲,大學生。

「一個人跳舞是造反,全校一起跳舞,叫做民意!」2012年國片《女朋友男朋友》這句台詞成為經典,但那年就讀高中的廖科驊沒有那麼幸運,原本計畫跟同學們一起衝進學務處要求解除髮禁,但卻只有他一個人到場,反被學務主任轟出去。從小走上街頭的他,一直是班上的怪咖,上大學才找到有話聊的朋友。

高中畢業那個暑假,他見證銀十字的白衫軍力量,大一那一年,他參加過1985,也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一起為反服貿翻牆。享受著劇烈成長的十八歲,卻沒想到國家送給他的成年禮,卻是在去年3月24日那天凌晨,摧毀他對國家所剩無幾的信任感。

 

「少我一個不行」

2006年,9歲的廖科驊跟著家人到中正紀念堂,他記得大家都穿著紅色衣服,像是一種嘉年華會的dress code,怕被警察驅趕,還在外面穿上其他顏色的外套,到廣場上再脫掉,那就是廖科驊的社會運動「初體驗」——紅衫軍倒扁運動。

國中公民課本上說,為了爭取權益,人民有上街遊行、集會的自由。這讓廖科驊覺得很困惑,因為他參加過的紅衫軍運動聽不見訴求、吶喊,深陷課本與現實落差的他,決定走上街看看其他的社會運動。

「沒有人閒閒沒事想要上街抗議,我不會想這麼做,其他人大概也不想這麼做,好好的假日可以待在家睡覺,為什麼要上街呢?」跟同年齡國中生的假日活動不同,他不在籃球場上,也不在網咖,而是參加反核、秋鬥、五一勞動節的遊行。廖科驊靜靜跟著隊伍,聽抗爭的阿公、阿嬤講故事。再看電視上官員的說法,他才發現,跟街頭是兩個世界。

他笑稱以前的自己「沒唸什麼東西卻很喜歡大聲疾呼」,高中喜歡用facebook轉貼各種NGO的文章,都只有2、3個朋友按讚;想號召同學們一起抗議學校髮禁,同學卻覺得他是神經病。「我才認知到,對事情有想法的人很多,但會走上街頭的人少之又少。」廖科驊開始認真投入社會運動,有次參加課綱微調的抗議,留下來過夜的聲援者非常少,一條路上只剩十個人,「每次想回家,不想睡在地上,就會想如果課綱真的調了怎麼辦?我走了,這些人怎麼辦?」

從最初參與紅衫軍倒扁、聽不到訴求吶喊產生的疑惑,到參加其他社運,發現官員的說法跟街上是兩個世界,這樣的過程讓廖科驊覺得「街頭少我一個不行」。(攝影:王祥維)

從最初參與紅衫軍倒扁、聽不到訴求吶喊產生的疑惑,到參加其他社運,發現官員的說法跟街上是兩個世界,這樣的過程讓廖科驊覺得「街頭少我一個不行」。(攝影:王祥維)

 

「那天沒死人是奇蹟!」

去年3月18日一夜過後,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的群眾攻佔立法院。3月23日中午,他跟母親吃了一頓午餐,面對始終投給國民黨的母親,他耐心地解釋服貿、30秒通過議案的缺失、學生運動的發展歷程,他想告訴母親,「反對草率通過服貿」是件應該要做的事情。

3月23日晚上接到社團學長的電話,9點多到行政院北平東路後門支援糾察人力,現場已經有兩排警力與蛇籠,整條北平東路的民眾大概四、五百名,他一邊靠帶口號、唱歌、講話維持現場秩序,一邊發現一百多名戴著白色鋼盔與長棍的警察正在靠近。他覺得不對,可能要打架了,過往也在社運現場看過警棍的他,心裡並不害怕,猜想「大概就是出一點問題」,沒想到卻是悲劇登場的序幕。

晚上11點50分,他終於收到撤退指令的簡訊,但是中山北路與北平東路交口已被警力封鎖,他立刻將群眾帶往東側,試圖從林森北路撤離,但卻遭到三層警方警方阻擋,說什麼就是不讓群眾離開。他下定決心,叫隊伍後面的群眾能跑就跑,自己和幾位群眾坐下來手勾著手,用不抵抗的靜坐拖延警察驅離的速度。

「維安特警隊一衝過來,我們就一群人倒在地上,警察的靴子跟護目鏡很重,一腳踢下來我就暈了,整個人往後倒,勾著的手被鋼製警棍拉開,警察抓著我的衣領跟皮帶,拖進警察人群中,大概有六、七個警察用腳、棍子、盾牌打我跟踹我,後來有一個人比較好的警察把我架出去。」

他使勁地向鄰近的稅捐稽徵處圍牆爬去,爬到一半又被拖回去打,再爬出來躲到警備車後方,又再被打,直到再次躲在稅捐處圍牆才逃過一劫。被打的過程中,即便覺得右腳毫無知覺,能否活下來都是問題,廖科驊口中仍持續喊著「重審服貿」,那是他堅持不逃離現場的心靈支柱。後來,民眾看他受傷嚴重,叫了救護車卻開不進警力封鎖的北平東路,倚賴民眾攙扶,最後爬進救護車,被送到中興醫院。

「大概就是出一點問題」,沒想到卻是悲劇登場的序幕。

「大概就是出一點問題」,沒想到卻是悲劇登場的序幕。(圖片擷取自獨立特派員記者張智龍拍攝影音)

 

全家彼此愧疚 害怕警察來按鈴

醫生說廖科驊骨頭很硬,除了右膝蓋小塊骨頭凹陷、滿身瘀青跟擦傷之外沒什麼大礙,但他卻在急診室看見人間煉獄。一批批傷患滿臉是血,有人額頭裂開一大條血痕,有人手指整個歪掉,「我雖然從那樣的悲劇逃出來了,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面前,卻又無能為力。」廖科驊心想,那天沒死人真是奇蹟,但隨之而來的愧疚與憤怒卻擊垮了他。

受到驚嚇的還有父母,前一晚看到前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將用警力驅離,母親要求父親發簡訊叫兒子離開現場,父親想說沒差,卻在深夜接到兒子被送往急診室的訊息,讓父親自責不已。從急診室回家之後,父母輪流守夜,不敢睡覺,怕警察來按門鈴,或是黑道、特務,像是倒退四十年回到戒嚴時代。

離開行政院後,廖科驊整整失語兩天,也吃不下東西,他再也沒回到立法院去,但曾到北平東路一次,他說「好像在尋找自己的痕跡,好像有什麼東西沒帶回去,我呆站在那快一個小時,也不知道要做什麼,好像我已經死在這了,站在這邊的我才是靈魂,感覺在幫自己招魂。」

「好像我已經死在這了,站在這邊的我才是靈魂,感覺在幫自己招魂。」(攝影:王祥維)

「好像我已經死在這了,站在這邊的我才是靈魂,感覺在幫自己招魂。」(攝影:王祥維)

 

走出憤怒 傷痛換來成長

長達三個多月,他都無法從對警察的憤怒中走出來。五月發生鄭捷殺人案,捷運上都是持棍、配槍的警察,他害怕自己忍不住衝動,索性連捷運都不搭了;學校裡的校警也讓他心驚膽顫,到了暑假,他才找上心理諮商。諮商師幫他釐清思緒,發現糾纏最深的是對國家、警察還有自己的憤怒,深深體認到自己的無能,不僅沒事先發現異樣,也來不及做出適當反應,沒有拖住警察的驅離攻勢,還讓更多人受傷。

看清問題之後,他走出對警察的仇視,覺得他們就是知名哲學家漢娜鄂蘭《平庸的邪惡》一書中的基層劊子手。他認為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是真正該負責的人,還用大規模司法審判恐嚇群眾,「你(當政者)沒辦法正確面對人民的憤怒,卻還用這種方式掩蓋。」雖然心情上不再憤恨,但看到323相關的新聞,當天夜裡作夢一定就會回到北平東路上。

一年以來,廖科驊與困住自己的無力感搏鬥,試圖重新尋找人生的定位。他決定充實自己,想要就讀台灣歷史研究所,探索對於這塊土地的感情與認同。曾意外發現外公見證過二二八的家族史,讓他將目光投注於家族歷史,希望重建父系族譜。繼續走在社運路上的廖科驊,曾經孤獨,曾經熱血,但他這一次長大的方式,是靠自己與旁人的傷痛換來。

對警察的憤怒

廖科驊走出對警察的仇視,覺得他們是漢娜鄂蘭《平庸的邪惡》提到的「平庸的劊子手」。(圖片擷取自獨立特派員記者張智龍拍攝影音)

廖科驊認為,該為暴力驅離事件負責任的,是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圖為立院佔領期間議場牆上張貼的海報。(PNN資料照片)

廖科驊認為,該為暴力驅離事件負責任的,是前行政院長江宜樺。圖為立院佔領期間議場牆上張貼的海報。(攝影:吳東牧)

廖科驊與困住自己的無力感搏鬥,試圖重新尋找人生的定位,想就讀台史所,探索對於這塊土地的感情與認同。(攝影:王祥維)

廖科驊與困住自己的無力感搏鬥,試圖重新尋找人生的定位,想就讀台史所,探索對於這塊土地的感情與認同。(攝影:王祥維)

 

編按:透過「324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組」的引介,本系列【結痂324】專題報導採訪多位行政院驅離事件中參與者,了解不同年紀、職業、性別的他們,那一夜,為何來到現場、面對什麼處境,一年過去,他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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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篇回應 to “【結痂324】一個人跳舞的社運小子”

  1. Mitch Yang 說:

    對江宜樺必須血債血還!

  2. […] 323當晚在北平東路的大學生廖科驊表示,警察至少對他施加三次暴力。他說,原本坐在警察列陣的正前方,被拉進去痛打了至少三、五分鐘;之後因為受傷無法站立,爬到人行道上,又碰到列隊,被拖進去打了第二頓;好不容易又不知道怎麼爬出來,「一個警察從我旁邊走過,我看著他、他看著我,我又被拖回去打了第三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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