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評【結痂324】沒有傷口應該落單

「323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組」行動一年誌

編按:「323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組」是由台大的林同學發起,號召六十多位各行各業的民眾和學生組成。他們用一年的時間,以各種方法找到逾百位324當晚遭受國家暴力的受傷者,進行深入訪談,試圖還原324當晚事件全貌。並持續透過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的法律協助,控訴國家暴力,或者面對國家追訴。

本系列最後一篇,PNN再次邀請林同學,介紹成立民間真調小組的心路歷程,及一年的工作點滴。

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編輯將本文加註「成立緣起」、「小組成立」、「專業訓練與尋找傷者」、「彙整證據」、「團體互助」、「釐清真相缺角」、「口述」、「未來展望」等段落標號,但文章上仍盡量保留完整語意,作為此小組的詳細工作記錄。

 

文/林同學

「323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組」,自然是2014年3月23、24日血腥鎮壓後的產物。由於,這個小組的源起,是由我穿針引線。因此,本文就由我來代表,介紹這一年來小組形成的過程,與我們的實踐。

【一年前的那一夜】

我是台大社會所的學生,一年前的3月23、24日,當時尚未形成小組夥伴的成員們,都以某種方式「經歷」了那一晚的事件。直接的,也許是在行政院的鎮壓現場被打或看人被打;間接的,則是焦慮或憂心的盯著電視,徹夜掉淚。在某種意義上,許多人共同目睹了「惡的現象」。但是,關於那夜發生的事情,起因、轉折、結果、還有意味著甚麼,一切都還在待解、未明的狀態。

3月23日晚上我在北平東路,24日凌晨12點5分,經歷警方第一波鎮壓,目睹一排排靜坐、高喊「和平」口號的民眾,被硬生生的拖入盾牌陣中,身影消失,接著警方不斷重複著剁盾牌、用齊眉棍往下戳的動作。我也不知道經過多久,但警方走後,地上出現一位位鮮血淋漓的倒地民眾。接著,救護車陸續來到北平、林森路口,將傷者抬上車,警察殺氣騰騰的繼續往前進、追打。當時,我的心情既憤怒、卻又悲傷的不能言語。凌晨1點多,經歷一段時間的掙扎,我從北平東路緩步走回徐洲路,一路上哭著,完全理不清剛剛發生甚麼事,只記得我幾次呢喃著「受傷的人怎麼辨?…」之後,是漫長而灰暗的一夜。

24日各種訊息湧入。我聽說當場曾有撤退簡訊,整個人陷入了疑惑與憤怒的狀態。24、25兩天,我與朋友交談時,不僅對國家暴力抱有強烈恨意,也對運動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感覺不安與迷惘。仍沉浸在怒火中時,偶遇一位師長。我與他說了心中的糾結,他只提醒我:「光是憤怒是沒用的,必須做些甚麼」。這才提醒我,必須從已經沉溺兩天的情緒中,稍稍振作起來。

一、立院外街頭討論 建立真調小組雛形

去年3月25日開始,由於心態上的轉折,讓我開始對「找到傷者,不要讓人落單」,有一些朦朧的想法。當時的構想,希望找到一起做這件事的夥伴,去找到受傷的人們。

誠實面對當時的心境,由於各種傳言紛起,使我對於「運動圈」的人失去了相當信任,何況我也不屬於這個圈子。當時也感覺到,從3月18日以來,廣場上就聚集了越來越多的群眾,卻因為不屬於任何組織、不是運動者網絡中信任的人,即便每天用極大的熱情投入現場,能做的事情卻很有限,甚至就坐在馬路上一整天。在那樣的狀況下,我著手從廣場上找尋一些願意投入此事的夥伴。

同樣25日開始,我們每日晚間在濟南路、林森南路口開始舉行「街頭小討論」,直到抗爭退場為止。當時的討論會,並非真的要討論什麼議題,而是營造交流的機會。

當初會這樣做,起因於感覺到323後,雖然青島東路、濟南路上出現了各種論壇、開講的活動,對各種社經政治問題做討論。這些討論,很多時候刺激了彼此的思考。但有些時候,「議題」難免也構成了一種隱藏的「門檻」,排除了較不熟悉議題、或較不習慣用「論理」方式公開討論的朋友。而我盼望形成新的人際連結,實行前面提到的構想。因此,每晚討論主要是鼓勵朋友們,去現場的各個角落,在人群中認識幾個新朋友,交換彼此參與抗爭的經驗,或各種思考與煩惱。到了晚間九點到十點間,集合回來,分享今天的見聞,或直接帶新認識的朋友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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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當晚,行政院廣場畫面。(截圖自:獨立特派員張智龍)

這個活動中形成的人際網絡,構成後來「小組」其中一部份的基礎,雖然這並非當初「小討論」的主要目的,卻機遇地成為夥伴的重要來源。在討論中,我認識一些不同學校的學生、各行業的人士,也開始提出紀錄與整理323、324事件過程、陪伴傷者的想法。後來,有些朋友,就從這個機緣下參加小組,並持續了一年的活動。

當然,另一方面,我也從原本的人際網絡中延伸出去,四處探聽同樣對「行政院之夜」衝擊的朋友。我通過網路、面談,交換對事件的感受。然後提出我對計畫的想法,也找到了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加入小組。這是整個小組的最初班底。

  • 醫院

3月29日,我前往臨近的幾間醫院,打聽傷者的消息。實際上,當時還住在醫院的傷者已經不多。有醫生跟我說,撕裂傷、挫傷的傷者很多,但縫針隔日便出院。而有些醫院則建議轉診,到其他醫院處理骨折開刀的手術。實際上,能找到的傷者只有五、六位,其他傷者受限於個資法與病患隱私,雖有醫師同情與支持我們的想法,卻無法給與聯絡方式。但從醫生轉述中,我可以確定,當天急診室的傷者累加起來,一定超過三位數。何況統計的範圍,還不包含傷勢較輕、因恐懼未去就醫、或直接到遠處就醫的傷者。

「那個受傷最重的男孩」。(林志傑提供)

林志傑住院畫面。(林志傑提供)

 

二、小組正式成立

4月中,累積一定的夥伴後,小組正式成立,4月21日正式成立小組、開設平台、分配工作。小組初始的運作模式:當初不時傳來檢警發出通知書,騷擾或探聽到場者的風聲。因此我們相當謹慎,不能讓我們的訪談,反過來變成警方「按圖索驥」騷擾當事者的依據。

  • 嚴守當事人隱私

因此,小組安排以「資訊保密」為優先,我們將成員編成三人一組的工作組。有些同屬於一個學校的學生,因此編成如輔大、北藝大、清大、高師大、政大、台大…之類的工作組,就近訪問同校的受傷師生,還有鄰近地區的受傷者。另外,也有一些社會青年或中年,也各自編組。小組中,一人主訪,其他人協助紀錄與逐字稿,並收集傷者提供的當天證據。

323傷者一周年聚的晚會前,

323傷者一周年聚的晚會前,小組伙伴與自發民眾,熱心的為傷者們張羅食物。(大鳥提供)

訪談結束後,要求各組撰寫「訪談簡記」,回饋到工作平台上。一方面記錄當事者的背景、參與運動的源由、行政院當天的遭遇、還有事後的感受與遭遇(例如是否遇到警察騷擾、心境變化)。若傷者有當天的照片、影像,或驗傷證明,我們也會複製保存。同時,我們也關注傷者是否受警察、校方、工作單位的不當騷擾。

但在共享平台上,為避免資訊橫向流通,無意間洩漏出去,我們要求「訪談簡記」放上平台時,必須幫當事者化名,或隱匿易於識別個人身分的資訊。一方面是基於現場施暴情形必須共享,才能幫助大家進一步認識、釐清當天的狀況,交換各自收集到的資訊(這件事情,後來在下文提到的自訴者人證、物證收集時,發揮了一些用處);另一方面,我們在共享之餘,也避免讓過多人知道傷者的真實身分。

  • 對國家追殺的焦慮

所有訪談對象的真實身分,設立單一窗口負責統整。每個工作組接洽傷者後、準備訪談前,都會與我們稱為「QD」的專責成員聯絡,他負責保管一份Excel檔案,上面記載所有訪談者的真名、與用於平台上發表「訪談紀錄」時的化名。QD會回報準備聯繫傷者的工作組,該名傷者是否未曾受訪、或已經有別組訪問過,就可以避免「重複做工」。這份名單加上複製的診斷書影像,全部存在只有QD才能使用的一台電腦。也許,當時對於「檢方追殺」的焦慮太深了,那台電腦,甚至從不連上網路,以避免遭人入侵的風險。

 

三、專業訓練與尋找傷者

同時,我也提醒夥伴,訪談有其倫理與技巧,並非「開口問」就是訪談,並舉辦過兩次的訪談訓練。

委請幾位朋友協助訓練,為我們說明與「訪談」相關的各種事情。包括專長文學研究的湯小姐,說明「好敘事」與「壞敘事」的差別是甚麼;我個人則提供過去幾年的口述訪談經驗與技巧;研究國家暴力的葉小姐,介紹各國針對「國家暴力」調查的實務經驗;擔任精神醫師的吳先生,與大家針對「創傷」交換意見。這一場討論特別有趣,實際上,無論是吳先生或參與的夥伴,都不大傾向從「病理化」的論述來理解當天的「傷」。這件事情,也影響了我們對於「傷」的性質的進一步理解。我在下面會另做說明。

特別謝謝幾位拔刀相助的朋友。

  • 找尋傷者

找尋傷者是最困難的事,回首傷者訪談紀錄,學生只佔三到四成,其餘六至七成則是社會各行業人士,包括計程車司機、寵物美容師、廚師、視障按摩師、鷹架工人、醫師、藝術家、百貨公司櫃姊……等。這些傷者泰半與「社運網絡」或「學生網絡」並無聯結、或只有有限連結。那麼,該怎麼找到這些人?

在324驅離中遭警方暴力相向的「技安」,在臉書上表示「皮肉傷」沒關係,要繼續抗議。

在324驅離中遭警方暴力相向的「技安」,在臉書上表示「皮肉傷」沒關係,要繼續抗議。

我們運用過數種方式,也許可應用於以後類似事件的調查中(雖然衷心希望,慘劇別再發生)。第一,網路還是可以利用的,Google一些關鍵字,例如「行政院+拖進去」、「324+盾牌」、「324+受傷」、「行政院+警察」,可以找到許多當事者寫的自述。這些自述者,很多都是當天的傷者、或目擊者,即使是後者,他目睹的傷者,也很可能是認識的友人。這是管道之一。

第二,我們在四月、五月左右,曾經在網路上(ptt、一些公信力高或人際網絡廣的使用者的臉書)散發過幾波訊息,希望受傷者可以與我們聯絡。當時,為了這件事情,在尚未與司改會正式合作前,我先找了三位熱心的律師,義務幫我們檢查網路上的文字,是否可能成為檢方見縫插針、騷擾傷者的依據。檢查完後,我們設立新的信箱,陸續也接到一些傷者的來信。這些傷者,也陸續成為我們的訪談對象。

第三、有些受訪者也會記下同救護車、同病房「萍水相逢」的難友電話。

最後,在一些傷者的「口碑」下,越來越多傷者,願意信任,接受我們的訪問。而找尋傷者的困難,也就少一些了。

 

四、彙整證據:與司改會合作

2014年5月下旬,因為一次「找尋傷者」的轉文,引起台灣司法改革基金會與義務律師團的注意。因此,司改會副執行長陳雨凡等人輾轉聯絡上我們,了解小組當時的工作狀況,並思考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 決定合作

經過小組討論,決定合作,協助傷者們的法律訴訟。司改會從去年4月已開始協助323、324傷者的自訴官司,合作後的第一項任務,因為部分傷者決定在律師團陪伴下提出自訴,控告當日警察、指揮官、還有行政院長江宜樺共同促成強力鎮壓的現場。但是,由於律師們當天並非都在現場、或只待在現場的單一區域,因此常對自訴者說的狀況一知半解。

義務律師團與司改團體協助淪為被告的國家暴力受害者面對司法。

義務律師團與司改團體協助淪為被告的國家暴力受害者面對司法。

我們依照當時手上已有的資料,重建出當天鎮壓的時間、空間脈絡,並說明每一區被施暴鎮壓的整體狀況(警方衝入人群追打、或拖入盾牌後打、是否用水車、現場記者在哪個位置)。因此,於2015年3月21由PNN刊載的【行政院武力驅離現場還原】一文,其實是2014年5月下旬就已建立的基本圖像。當然,隨著更多資料的出現,有進行過細部的修正與調整。這些資料,成為律團討論傷者案情並尋找證據時,可以參考的背景資訊。

同時,我們在司改會的協助下,採訪到大批的323、324傷者。訪談完傷者後,我們則將訪談簡記,除記載於小組的共享平台,也將摘要寄給傷者的律師參考,以了解當事者當天更詳細的經歷。

  • 人證、物證募集

接下來,在2014年的5月底、6月初左右,我們配合當事者訴訟的需求,展開大規模的人證、物證募集行動。

當時,我們在網路上,開始募集323、324前往政院抗爭的民眾,手邊有的各種照片、影片等記錄,現在連手機都可以拍攝一定水準的照片與影片,因此我們迅速募集到大批的相關素材。同時,也將網路上流傳的各種影片抓下。此外,「台北市紀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出借大批當日由眾多紀錄片工作者拍攝的影像,作為傷者進行法律訴訟時的證據。而柯榮發導演提供拍攝的空拍影像,也提供了現場珍貴的鳥瞰影像。這些影像的畫質清晰,畫面穩定,成為許多傷者法律訴訟時,證明當天為員警施暴的重要物證來源。

  • 影像編碼與分析

影像收集後還必須進一步分析。我們將現場分成「北平東路、行政院院區廣場、行政院建物內、中山北路」四大現場。接著,按照口述中當天群眾的分布狀態與驅離順序,又將四大現場劃分為九個小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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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閱受傷畫面,也是小組的重要工作之一。(截圖自:獨立特派員張智龍)

接著,是去年下半年,最辛苦的工作之一。由小組中的出版社編輯C、台大政治所蘇同學、還有生態研究者QD三人為首,協助眾多夥伴與司改會募集的義務助理,投入這項枯燥、乏味、卻重要的工作。

首先,我們將收集到的影像,分別按照拍攝位置,分別歸類到不同的小現場。接著,藉QD長年分析動物生態影像時的知識,為影像中與法律訴訟相關的元素,建立細緻的編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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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並分類畫面的工作極其枯燥,卻又至關重大,小組成員費了好大功夫才完成。(截圖自:獨立特派員張智龍)

324行政院武力驅離行動,警察也針對媒體進行排除驅離,甚至暴力以對。圖中警察刻意折斷記者手中的相機鏡頭。(擷取自獨立特派員張智龍拍攝影音)

324行政院武力驅離行動,警察也針對媒體進行排除驅離,甚至暴力以對。圖中警察刻意折斷記者手中的相機鏡頭。(擷取自獨立特派員張智龍拍攝影音)

我們將影片中的資訊,分成幾項大類,比方「警方動作」、「傷者狀態」、「其他資訊」。接下來,例如「警方動作」的部分,又細分為「C1:強力拖拉;C2:警棍襲人;C3:盾牌剁人;C4:拳腳毆打;C5:驅趕媒體;C6:妨礙醫療…」。然後,夥伴認領影像檔,只要看見影片中的幾分幾秒,出現傷者,或有警察主動攻擊和平示威民眾的鏡頭,就將該事證出現的時間、於畫面中的位置、資訊類型、持續時間,登錄進Excel檔案中。無論律師或當事者,不但可以快速找到現場的物證,同時也可以指出,當天非法濫用暴力的情形,相當頻繁且普遍。

經過冗長、枯燥、又不免讓人情緒憤慨的判讀過程,夥伴們終於將第一批募集到的證物分析完,然後開放給傷者前來「認領」。

  • 確認物證、人證

許多傷者在訴訟時遇到的困境,是沒有警方施暴時的物證,也不認識身邊萍水相逢的抗爭者。因此,當證物整理完成後,我們邀請所有自訴者前來觀察分類後的影像資料。

首先,由於先幫傷者作過訪談,因此知道傷者當天是在哪個區塊受傷,就可以直接帶領傷者觀看該區塊的影像資料。

接著,由於先前確認過哪些影像中,有警察攻擊民眾的畫面,因此可以有效率的找到這些資訊,進一步指認是否為提出自訴的傷者。影像至少能證明受傷者當天確實去過行政院,有在現場,可以提升當事者自訴的證據力。

人證部分,則由我繪製當天各區的群眾位置圖,按照現場的排數,盡可能重建每個人當時的位置。由於當時離323、324才過幾個月,許多傷者對於自己在現場的位置、周遭的景物特徵,還有身邊不知姓名的參與者的服裝、言行,尚有清晰的印象。因此,根據口述的交錯比對,也陸續為一些傷者,找到身旁目睹他受暴過程的證人。

找到人證、物證後,接下來的司法訴訟,就仰賴律師們。

 

五、傷者精神壓力大 團體陪伴互助

部分傷者與小組成員,訪談後成為好友。實際上,傷者大多不好受。比方,面對警察施暴的印象,去年的3月之後台灣社會陸續出現許多抗爭,同時又有大規模的鎮壓行動,例如4月下旬的忠孝路上反核現場。5月21日則出現鄭捷捷運隨機殺人事件,使捷運上出現了帶槍警察。這些都讓歷經324的許多當事者,不斷產生情緒漣漪與困擾。而家庭或親密關係中,對於「參與抗爭被打」,有時也出現各種壓力,這也使許多當事者感覺痛苦。

  • 陪伴團體

於是,小組中的成員,就成為面對這些焦慮或疑問時,可以傾聽、相互討論、交換意見的「夥伴」。我也鼓勵一些當事者彼此認識。畢竟,有那夜經驗的人,比較能神入相互的感受。2014年12月底,我在臉書上成立了受傷者的互助團體,除了分享相關資訊,也希望建立起傷者間的更多連結。

凱文、志傑所屬的「大廳小組」成員約三十人,成員彼此關心、分享心情,對創傷療癒發揮不少作用。(攝影:王祥維)

凱文、志傑所屬的「大廳小組」成員約三十人,成員彼此關心、分享心情,對創傷療癒發揮不少作用。(攝影:王祥維)

  •  經費

2014年4月成立時的會議上,我向大家說明這項自發的調查工作,必須自付場地、交通、餐飲等費用。因此,小組成員應該有難忘的印象──每次開會時租用場地,結束時,要請大家交20-50元的費用,共同承擔場地租金。又像今年3月23日晚上,我們邀請傷者於一周年後聚會,其中的餐飲,也是由小組夥伴,與一群熱心又擅長料理的民眾,自己籌錢準備食材、烹飪、搬運到會場。

 

六、真相的缺角:國家與規劃者部分仍待釐清

這個小組的運作中,我們必須面對一個核心的課題,什麼是324的「真相」?至少有兩種討論方式。

第一種回應此問題的模式,是把「事件」中,粗分成三大群行動者。一塊是國家機器,包括警察、官員、司法體系;一塊是規劃、動員此場抗爭的運動者,內部還有細分的網絡與位置;一塊則是當天受到號召、或自發來到現場的「素人」或「群眾」(雖然,我必須說,這一年來,我深深覺得,「素人」這個詞常有誤導。許多「素人」面對傷痕的意志與思索,也許比某些「專業」的運動者還要堅強與深刻)。這三塊,彼此交織,構成了323、324當晚的事件。

這三塊,在理解「真相」的過程中,缺一不可。但是在實作上,基於有限的人力與當務之急,先把焦點放在群眾中的「傷者」上。趕緊找到傷者,了解狀況,聯繫司法資源,組成陪伴團體。同時,紀錄「傷者」的經歷,將國家做錯的事情留下紀錄。

而與司改會的合作,也有機會讓我們進一步討論,理解當天警方的調度、運用、決策過程,並合理詮釋警方當天採取強力鎮壓的決策過程。從2014年開始,我們訪問過幾位當天參與鎮壓的警察,各自有不同的詮釋與認知。這件事情,應該要繼續做下去。但礙於人力有限,我們只能排在下一階段的計畫中。

魏揚於事件當晚臨時到場指揮。但實際規劃佔領政院的「運動者」們,迄今未公開說明真相(截圖自:獨立特派員張智龍)

魏揚於事件當晚到場,臨時到場指揮。但實際規劃佔領行政院的「運動者」們,迄今仍未公開內幕(截圖自:獨立特派員張智龍)

最後,是關於「運動者」這一塊。當天策劃、動員者的表現,從去年至今一直都有爭議。小組內部,就個人立場來說,每個人的評價與看法都不盡相同。但經過討論,小組的決議,是將2014年一整年的心力,先放在紀錄國家暴力上。但我們的立場一直是:若要完整重建323、324的事件樣貌,這一塊必不可少。經過一年,這一部分的工作,到了2015年2月,也開始出現重要突破。

第二種理解「真相」的方式,則是必須意識到「真相」具有的客觀、主觀兩面向。客觀的真相,是指事件發生時的人、事、時、地、物等資訊。這些資訊,有著相對清晰的衡量指標,也是法律訴訟特別重視的材料。但「真相」還有主觀面向。比方說,當事者作為「人」,一開始怎麼投身與理解當天的抗爭、面對警方施暴時的感受與身心衝擊、事後怎麼面對與詮釋「傷」,私人親密關係與對國家的信任有什麼轉變等,這都帶有主觀的認知、詮釋、情緒感受。但對於理解整個事件的後續效應,也是不可或缺的部份。

先前刊載的【行政院武力驅離現場還原】一文,屬於第一個層次的真相重建。而我們的口述、還有今(2015)年將登場的系列活動,則屬於第二個層次的真相重建。兩個層次,對於理解整個事件,有著不可分割的辯證關係。

 

七、傷的性質──為何需要口述?

什麼是「傷」?從小組成立之初,我們便開始不斷思考這個問題。

這一年的工作下來,我們可以確定,「傷」絕對不只是診斷書上寫的撕裂、挫傷、骨折、耳膜破裂、眼角膜受損、蜘蛛網膜下腔出血、憂鬱、焦慮…等症狀。「傷」,還必須放在個人的生命脈絡來理解。

讓我說幾個小故事。比方說,有兩位男性受傷者A與B,是大學時代的同學,當天一起在北平東路馬路上參與靜坐。警方暴力驅離時,A被警方毆打倒地,後來就醫才發現手部骨折。B擔心A而留在現場,希望危及時帶A走,卻被警棍襲擊倒地。B原本的人生規劃,是考警察,認為這是個穩定、且能證明自己能力的職業。但324遇襲後,B既難以當天的經歷,也懷疑起自己若進入警察制度,是否真能當個不會無理施暴的「好警察」,能避免被制度同化。回到考警察的補習班上課時,B又成為老師與同學拿來訕笑的「教材」。最後,為了當初應試的自我承諾,B考上了警察,卻決定放棄機會,沒去報到。A當時不斷勸B:「連我這個被警察打骨折的,都勸你去當警察,你還猶豫甚麼!」但B堅決不去,現在從事相對辛苦的勞務。A跟我說,「我決定這輩子都不會原諒這些警察,你們改變了我朋友的人生。」

 

「好像我已經死在這了,站在這邊的我才是靈魂,感覺在幫自己招魂。」(攝影:王祥維)

「好像我已經死在這了,站在這邊的我才是靈魂,感覺在幫自己招魂。」(攝影:王祥維)

L仔,角頭小弟,對服貿並不了解,但對於「30秒黑箱」卻很不滿,感覺政府就是亂搞。323當天,他看到電視上轉播北平東路驅離後,驚訝平常就接觸的警察,縱使印象不好,但居然惡行惡狀到這個地步。因此,他與一群朋友來到行政院後方廣場,原本只是站著,但看到警察硬拖拉個子嬌小的女孩毆打,氣憤難耐,就與兄弟們坐成一排,想要保護不常面對警方暴力的其他群眾,結果也被拖進去警盾中毆打,送上救護車。到了醫院後,他看著急診室的電視轉播,發現鎮壓越演越烈,於是3點多跑回忠孝、中山路口,要大家不要傻傻坐著給警方打,快點離開,卻被群眾當成「來鬧事的白狼小弟。」他深感挫折。L仔被打傷隔天,與兄弟們決定要作出自己的回應。他們組成車隊,貼上「反服貿」貼紙,刻意帶了安全帽、不超速、不闖紅燈,去現場表示他們對324流血鎮壓的不滿。但也許是改裝機車的關係,到了鎮江街一帶,就許多民眾視為「前來鬧事的飆車族」,最後帶著難以言述的複雜感覺離開….

或像是前兩天報導中的凱文,去年訪問時談起驅離前警方肅殺的氣氛,讓她想起童年時家暴孩子的父親,與當時的恐懼。凱文說,當警察行動前,她就已經有點昏去。而被警方暴力驅離後,她一時間更失去對人的信任,懷疑醫生與路人,懷疑計程車司機是特務安排的。可是,一年走來,她回首自己的家庭背景,了解曾施暴的父親,了解自己因為成長經歷造成的影響。一年後,她在記者訪談時說道:「父親並不是不愛家人,而是因為無法融入工作與社會,把不適應轉成對家人的傷害。」恐懼變成了諒解,凱文成為更堅強、也更想扶持許多夥伴的人。

關注服貿以及不少社會運動,是為了找回「生而為人」的權利。(攝影:王祥維)

凱文:關注服貿以及不少社會運動,是為了找回「生而為人」的權利。(攝影:王祥維)

V,當時已經準備離場,卻被警察從背後襲倒在地。當時,他受傷的事情,也被媒體報導出來,這使得深藍家庭的父系、母系家族都很不諒解,認為「作了丟臉的事情」。此後,V不斷的掙扎,他受傷的經歷,帶來的恐懼、不安、與憤恨,其實最渴望深愛的家庭給予支持。但因為意識型態上的分歧,卻又使得事件過後,家人的斥責,成為最沉重的壓力源。去年的7月,我見到V時,他還是偷偷的跑社運場,他說「我覺得,如果我因為被打,就不去社運,好像有什麼東西就認輸了。我不想認輸。」可是,到了11月,V仔終於支持不了了。他說他不想在去任何場合,家裡不支持,感覺自己也沉受不住。「我想我以後不會再去任何運動了」,V仔對我這樣說。

實際上,一年以來,許多爭論中,像是「群眾」、「大眾」、「自主公民」…等字眼不斷出現。彷彿只要不是運動中的「明星」、不屬於特定運動網絡,就通通歸類到剩餘範疇「群眾」去。實際上,他們都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人生,而這些衝擊打亂他們原本對自己、親友、國家、社會的認識,並在生活中產生裂痕。

另一些善意的說法,也常說「群眾都很自發」、「群眾都很堅強」、「群眾都心甘情願而勇敢」。但我也認為,這些「全稱」的聲稱,有時候不免過於從既有的想像、自己的經驗,又把事件的傷者看成「鐵板一塊」。

這一年的紀錄過程中,我們也對於自己曾有的類似成見,有了一些反省。小組的夥伴們,遇過各式各樣的傷者──當天有意志與覺悟高昂,也有純粹被叫去看熱鬧的;有打死不從運動退出,也有陷在情緒谷底而遠離運動;有不後悔去年來到現場,也有對去了行政院後悔不已的…。這些,都是只有通過調查或口述,才能清楚回答的事情,不能用刻版印象或「全稱」又輕易的帶過。要理解「傷」與「痂」,就要理解參與者的生命軌跡,這些衝擊,在每個人的生命脈絡中不斷消化著。

23日晚間舉行的323傷者週年聚會,大家在塗鴉牆上,留下對警察、法官、國家想說的話。(林同學提供)

23日晚間舉行的323傷者週年聚會,大家在塗鴉牆上,留下對警察、法官、國家想說的話。(林同學提供)

 

八、展望:抗爭尚未結束 訪調工作將持續

這場抗爭,至今還沒有走完。小組的工作,也就得繼續走下去。接下來的時間,我們至少有幾件事情要作:

  1. 訴訟尚未結束,無論是自訴或被訴的案件。我們將持續收及新的物證、人證,與進行證物分析。同時,只要有傷者連絡我們,也會會持續記錄下去。
  2. 我們的小組中,有幾位優秀的職業編輯。因此,包括時序重建、事件面貌、傷者訪談的成果,在經過當事人同意後,可能以電子書的方式,將大量的紀錄免費提供給大眾下載。至於紙本部份,礙於經費,目前雖有討論,但暫無計畫。
  3. 我們也鼓勵一些當事者,以多元的方式,陳述自己的323、324經驗。比方,我們已串連一些受傷的藝術家,帶著事件後創作的作品,舉辦小型的藝展與論壇。又好比,我們正規劃一系列公開論壇,例如邀請324受傷後,反而投入「警察工會」改革警察勞動條件的傷者,與始終敵視警察的傷者對談,去思考「警察」與「人民」的關係是什麼?如何改變…。類似的計畫持續醞釀中。而小組的想法是,無論報告書、公共論壇、藝術…,都是我們重新理解、記憶、詮釋2014年323、324當晚遭遇的公共計劃:讓「事件」有機會記憶、詮釋、並由公眾來評價。這樣,那一晚的「惡的現象」,才有可能從個人受創的層次,真正變成「我們」的事情。
  4. 「國家」這一端,目前的進展較為不足。現已完成的部份,是從當天的大批現場影像,整理出警察施暴的統計資料。配合公文與傷者見證,可以指出當天警方施暴的具體過程、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程序、並釐清各層級的責任。但是,對於執行員警的訪談,是下一個階段必須完成的目標。
  5. 「運動者」這一塊,進行系統性的訪談,釐清當天事件的形成、動員、與其中引發的過失或爭議,包括個人育組織的層次。這些訪談,若要成為真正促進「公共性」的討論,一是避免只憑局部資訊就下判斷,二是必須於適當時機公開讓大眾知曉,而不侷限於運動網絡的私下流傳,三是將「評價」的問題交給公眾定奪。目前,相關的訪談已於2015年2月份左右展開,目前正在進行中。我們只希望,當這些資料日後公開,釐清此部分的問題時,整體的公眾輿論,能重新凝聚於323、324流血事件的本質──國家以過當的手段,血腥鎮壓和平示威的群眾──並進行更有力的究責行動。

最後,「323政院事件真相調查小組」在這一年來的嘗試,無論做得好,或做得不好的地方,在三個層次上,也許可作為未來相關事件的參考:(1)如何通過民間自發的力量,調查國家暴力造成的傷害;(2)如何將民間的調查力量,與法律戰做有機的結合;(3)如何將傷者經驗、國家暴力、運動倫理等爭議,通過較完整的歷史紀錄,提供給公共作為思辨的合理基礎。

民間對於「真相」的追討,是一種回應「國家暴力」的抗暴行動。請大家一起努力下去。

台藝大學生吳岳洋,於受傷前後,創作風格有了極大轉變。受傷前,他的創作,多講究織品的紋理、質感,如何運用於雕塑上。事件後,他創作的第一件作品,是將鐵釘扎入布塑的臉孔。靈感,則來自於在醫院看X光片時,目睹在自己骨折的左臂骨上打入的鋼釘,象徵著「國家暴力」與「受創身體」間的關係。(林同學提供)

台藝大學生吳岳洋,於受傷前後,創作風格有了極大轉變。受傷前,他的創作,多講究織品的紋理、質感,如何運用於雕塑上。事件後,他創作的第一件作品,是將鐵釘扎入布塑的臉孔。靈感,則來自於在醫院看X光片時,目睹在自己骨折的左臂骨上打入的鋼釘,象徵著「國家暴力」與「受創身體」間的關係。(林同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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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篇回應 to “【結痂324】沒有傷口應該落單”

  1. Living Hsiao 說:

    想起3/23晚上,應該是3/24早上2點多女兒 K 打電話哭訴的事,告訴他:別哭,現在我們只能支持運動的人,然後做大自己累積實力才有對抗與改變的力量.局勢仍然現在進行中,年輕的熱血喚起許多冷陌大眾,才有後來的11/29,才有台北市改革曙光的出現,,加油,年輕人!!!

  2. john324 說:

    歷史研究可以只看後面,不問原因嗎?

    社科院地下室與衝入行政院的決策動員關係,如果沒有釐清、檢討,只是去脈絡地討論衝入行政院之後的發展,不是太奇怪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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