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影展【TIDF日日談】華語獨立紀錄片──醜陋的國家相簿

 

整理 / 黃彩惠

 

智利紀錄片導演Patricio Guzmán曾說:「一個沒有紀錄片的國家,就好像一個沒有家庭相簿的家庭。」然而真的每部紀錄片都是如此嗎?紀錄片《大路朝天》的中國導演張贊波認為,相簿裡保存的肯定都是好的一面,但有些紀錄片卻是專門往國家深層醜陋那端去挖。

 

紀錄片用貼近真實的鏡頭帶我們看見社會的不同面向,而獨立紀錄片更是投射出導演獨特的觀點與敘事風格。作為同樣使用華語的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近年來在獨立紀錄片的主題上,有許多可以相互呼應與借鏡之處。這次TIDF日日談就邀請到幾位來自中國和香港的獨立紀錄片導演,來談談關於這些紀錄片的故事。

 

生活就是最好的劇本

 

如何能成就一部令人驚豔的紀錄片,當主持人李展鵬問及《悲兮魔獸》的導演趙亮為什麼會特別鎖定關於內蒙古開礦的議題,「好像我們都是問題專家。」趙亮給了一句幽默跟反諷參雜的回答,趙亮說對他而言生活就是在創作,用緩慢的步調,或許好幾年,去了解、發現值得浪費時間的議題,紀錄片其實也就是生活中的所見所聞。

 

另一位同樣來自中國、《額日登的遠行》的導演顧桃,也表達了相似的看法。「生活本身就是最好的劇本。」顧桃認為生活中有各式各樣的滋味,那些酸甜苦辣、小幽默、小喜悅、小悲情和小憂傷都是自然而然出現的,尤其是關於少數民族的議題,那些生活中的真實都是劇本寫不到的,顧桃這次紀錄片的主角額日登也是如此,於是就靠本能和直覺去做紀錄,在生活中緩慢地拍。

 

在夾縫中繼續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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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贊波導演談到獨立紀錄片體制外製作的困難

相較於台灣,中國和香港對於作品的議題限制較多,許多對官方而言「敏感」的紀錄片,除了難以公開播放,甚至連導演都會失去安全自保的底線。趙亮表示,他就曾經有在出海關時被單獨帶進小房間的經驗,雖然最後並沒有受到刁難,但心情卻是相當忐
忑的,而對於在中國從事敏感議題紀錄的導演來說,這就是生活的常態。

 

香港獨立電影節策展人崔允信導演說,香港的戲院雖然沒有禁止放映敏感議題的紀錄片,但是戲院會有壓力,而若要自己另外找場所放映,也很找到適合的。紀錄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亂世備忘》的導演陳梓桓也表示,香港雖然比中國其他地區自由很多,但許多行政上的細節仍被政府控制,而顯得綁手綁腳。

 

「體制外的創作雖然有許多難處,但還是會在夾縫中繼續拍。」張贊波除了自嘲因為片子沒被禁所以不算是獨立紀錄片導演外,也說出了中國獨立紀錄片的處境。在香港,陳梓桓表示,有愈來愈多的年輕導演從劇情片轉為專注拍紀錄片,崔允信也認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看到香港的現況、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或許在未來十年後可以期待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

 

「沒有風格」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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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導演認為沒有風格就是最好的風格

傳統印象中的紀錄片,可能就是訪談再搭配上旁白的呈現,而這次影展中的華語獨立紀錄片,卻看到了很多不同風格的嘗試,但這些看來獨特的風格,在導演們眼中似乎都是「無風格」的展現。顧桃說他的作品是在生活感觸中做紀錄,把自己真實地融入生活,並沒有特別去想要呈現什麼風格,「覺得沒有風格的最好。」

 

趙亮則表示在後期厭倦了傳統紀錄片的樣態,覺得要遵守既有的框架很累,才做了不同的嘗試,卻也沒有特別去設定想要的風格。「腦袋夠開闊,風格就比較沒有限制。」沒有去設定,而是多拍多想,趙亮認為紀錄片是藝術作品,如果沒有更多的創造力就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於是跳脫了傳統,呈現最真實的無風格在觀眾的視網膜上。

 

拿起攝影機是一種責任

 

因為政治上的敏感性造成紀錄片被打壓,常常讓這些優秀的作品在國際上受到關注卻在中國國內被禁。張贊波認為中國官方因為擔心會形成聲勢,掩蓋了很多關鍵的東西,形成暗箱、不透明的複雜狀況,於是公權力若不被制約人民不會知道真相,縱使對未來不樂觀,仍希望透過做紀錄片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發現、紀錄、保留真相。

 

趙亮則說官方一方面害怕內容敏感的紀錄片影響群眾、會讓人民覺醒,另一方面害怕若不控管會讓自己的烏紗帽不保。「希望影片可以對人民產生巨大意義。」所以儘管知道藝術作品對社會的貢獻不如直接號召人上街抗議,仍認為做為藝術家,把創作做好就是對社會的貢獻。

 

主持人李展鵬說,好的紀錄片讓我們看到世界之餘,也讓我們回看自身,如同陳梓桓回憶自己在雨傘運動中的角色。他說自己親身參與了運動,做這部紀錄片除了是自我整理外,同時也希望能夠紀錄這場社會運動,希望紀錄片對推動社會運動是有幫助的。「拿起攝影機是一種責任。」對雨傘運動中的陳梓桓,這是一種參與全程運動的責任,而對於一位獨立紀錄片導演,這則是紀錄下真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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