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專題【那些年的校園監控】交女友警總先知道?無所不在的校園監控-陳信行專訪

張方慈 胡醴云 / 台北報導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信行,讀大學適逢1980年代末期解嚴前後。他加入校內學運組織,積極參與台灣民主改革,並在1990年3月的野百合運動中擔任學運幹部,串聯全台學生,要求解散近半世紀未改選的國民大會。
 
從戒嚴末期到1991年清大獨台會案判決免訴,正式宣告言論自由解禁,陳目睹校園情治系統的衰亡與崩潰,所謂的政治監控也越顯無力,甚至可笑,然而監控文化造成的恐懼感卻難以消散,仍像幽靈般在校園的各個角落遊蕩。
 
八大情治體系進駐校園 教官與警總、調查局「爭業績」
 
我大學就讀成大,那時候每個大學裡面都有八大情治系統,屬於不同勢力,據說都有在各個系所布線。這等於你一個班三十個人中,至少有八個人是抓耙子,part time拿他們的錢,負責舉報老師跟同學有什麼反政府言論。
 
因為老蔣小蔣不信任他底下的任何一個人,所以八個系統要互相監視,也互相競爭。像電信檢查是警總在做的,監聽我電話的是警總的人,所以發現我跟我現在的老婆開始戀愛的,第一個是警總,我的室友都還不知道,他們就知道了。教官還有點憤慨說,這個消息他沒有報上去,讓他被上面的責過。
 
那時候教官隸屬教育部軍訓處,是其中一股監控勢力。我們的社團開始地上化、站出來抗爭時,系教官是第一個約談我們的,會跟我們說,你不想你自己,也想想你的家人。那個時候有一個跟我們一起出來抗議的女生,爸媽兩個都是小學老師,教官透過「人二室」通報上面,然後認識的人去跟他爸媽講。結果她被他爸關起來打了一個禮拜,不准她上學。因為他爸說這樣的行為會害死她們全家。那年代教官控制力已經不大,後來的歷史證明,我們這一代的人其實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政治迫害,多半是恐嚇居多。
 
高中:教官無所不管 站第一線維持國家表象 
 
高中那時教官的控制力很強,大概是1980年代初期。教官主要負責管理服儀和頭髮,用手指量頭髮,超過手指頭長度就打、登記學號,對服裝儀容的吹毛求疵是我們那幾代人對教官最深刻的印象。教官也負責拿鞭子打人,高中如果老師要壓制所謂的頑劣學生的時候,他們會找教官去打,因為據說教官是軍人,比較可以壓制頑劣學生。
 
另外,教官還負責招攬班上成績比較好的同學入黨。我大概是我們班少數幾個沒有入黨的,那時還被約談好幾次,教官覺得我不給他面子。我跟他說,我真的不知道入黨的意義是什麼、權利義務又是什麼。然後教官就說,講什麼意義,就是給我一個業績啦,你連最基本的面子都不願意給我。
 
教官也管理學生品行問題,我還聽過有教官被派到專門放色情片的電影院前面,查看有沒有他們學校的學生去看。總之那個時代各式各樣政府想要維持表象的東西,都交給教官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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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效力大不如前 特務請喝咖啡求業績
 
大概在80年代末期戒嚴體制開始鬆動。從美麗島事件之後,像林正杰,還有陳水扁,沒有被以叛亂罪而是以誹謗起訴,相較於美麗島事件那種會被送軍事審判處以死刑的程度來講,刑期是很短的。陳水扁已經那麼大咖的人是這樣,像我們這種小咖,你看看就知道,不會怎麼樣。
 
社會上也越來越多人敢走上街頭,台北高雄街頭每隔幾天就會有遊行示威。不只是政治上面的要求解除戒嚴,還包括環保抗議,比如說鹿港反杜邦,工人也紛紛出來抗議。理論上當時還是有法律可以把這些人的嚴辦的,例如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就是唯一死刑,但是政府並沒有這麼做。
 
所謂的政治監控也漸漸的從剛開始很嚇人,變得兵敗如山倒,到後來我覺他們都有點三心二意的。大概是他們也看得出來,即使他們把我報得再怎麼大逆不道,我也不會被抓去關。我就遇過國安局的人向我表明身分,請我喝咖啡,然後問我說,你們到底什麼時候抗議?還拜託我給他一點消息,好讓他做點業績。不然調查局的人報上去他沒有報,一定被上面K得一塌糊塗,然後我就會嫌他咖啡不好喝。這是戒嚴體制已經搖搖欲墜時的狀況,到了末期他們的恐嚇已經沒有用,那時跟他們打交道就變得有點有趣。
 
壓倒情治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大概是1991年清大的獨台會事件,調查局直接進入清大校園去抓人,引起全台各地大抗議,結果是調查局長下台。這對整個情治系統都是一大震撼,等於是在告訴他們,你們可以恐嚇人的時代已經過了。
 
監控無所不在 室友可能是特務
 
我們那年代教官能動用的資源不多,控制力已經不大,對我們來說,真正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是那種「任何一個同學都可能是特務」的感覺,那 破壞性非常高。
 

現在如果有人感覺自己隨時都被監控,我們可以確定他要去看精神科,這是典型思覺失調症的症狀。但我們那時候,幾乎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有這種感覺,同儕之間會彼此擔心,會不會我現在跟你講話,你今天晚上就寫報告呈上去。

 
那對人際關係非常不健康,我真的不知道這些監控體制除了知道我的戀愛故事以外,到底運作到什麼地步。像我曾經懷疑我室友是特務。第一,他是我室友,第二,他每天都很早起,而且他爸爸是警察,他又是國民黨的小組長,各種跡象都讓我覺得,八成就是他。那時候民進黨建黨後第一次立法委員選舉,我有私下參與文宣工作,依當時大學法我是可以被開除的,所以我盡可能避開我室友,半夜兩點起來做事好避開他。
 
直到我們大家一起做個決定說,完全不把任何人當作是特務,我就會開始跟他講我政治上的看法,他非常贊同啊,聊開以後我才知道,原來他早起是因為他那時真的很迷太極拳社,他也跟我說他一直覺得奇怪,我是不是有夢遊症,因為半夜兩點我就會從床上起來。之後我們抗議,他也會站出來。
 
教官在歷史上的確是扮演很糟糕的角色,可是只要一閃過那個時代,他們那個壓迫性角色就真的很難看到,而且事實上也很沒效。所以說我們喊教官退出後來就變得有點空洞,只是針對戒嚴時期體制的一種抗議。所以一直到我大學都畢業了,教官還是沒退出校園。我現在回想起來,我們那時代搞學運的人真的是羞愧,怎麼這麼簡單的事情,過了幾十年還是沒有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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