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iveP影展【TIDF】你所不知道的小川紳介

邱彥瑜、蘇品銓 / 整理報導

拿起攝影機,甚至拿起手機錄影,已經是社會運動抗議現場的基本配備,但難以想像,在將近五十年前,已經有人這麼做了。知名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為日本從1966以降的學生運動、三里塚機場抗爭、牧野村農村生活等記錄第一手影像,許多參與台灣社運、熟悉紀錄片的人都知道他的名號,卻甚少有機會在台灣看到其作品。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不僅規劃「綻放的運動影像:再見小川紳介」單元,上週日(12)也舉行「你所不知道的小川紳介」講座,暢談小川拍攝團隊的運作實況與巡迴放映的細節,了解拍攝本身如何成為一種介入社會的方式。

 

逃離宣傳片的導演們

雖然小川紳介已在1992年過世,但台灣紀錄片導演吳乙峰,卻因其首部作品《月亮的小孩》而有機會認識小川,留下難得的5小時專訪畫面。

專訪中小川談起,1960年代與許多導演一起為1964年的東京奧運拍攝日本企業宣傳片,他們每天深入企業,拍攝工作場景,看到工廠工人咳嗽、許多離職者的故事等等,卻無法為這些人說話,宣傳電影中只看到「金光閃閃的工廠」,決定辭職。

這群人想將身體、眼睛所感受到的事情拍攝下來,忽然都覺醒了。大家都很憤世忌俗、熱愛電影,但沒有器材也沒有錢,有的只是一股對電影的熱情,一片對藝術的嚮往

吳乙峰(左)與馬克.諾恩斯(右)

吳乙峰(左)與馬克.諾恩斯(右)

小川在訪談中如此表示,而曾於研究所期間長期待在小川攝製組辦公室的馬克諾恩斯也指出,不只導演,許多當時參與拍攝的音效、攝影人才都一起辭職出走。而這群有熱血的拍攝人才,為了繼續拍攝、買底片,甚至賣血、賣自己的藏書,以函授教育學生的困境為題材,拍攝出第一部作品《青年之海》。

拍出來是一回事,但對於當時的獨立製片工作者來說,放映更是困難的道路,歷經《青年之海》的發行困難後,他們組成「自主放映組織會」,開拓另類的放映管道,而後也成為「小川攝製組」的前身。

 

從偷拍到被捕:拍攝者的隱身與介入

小川的第二部片《壓制之森》也同樣拍攝學生運動,但有一幕運動參與者討論是否離開或放棄運動,拍攝者卻使用隱藏式攝影機,也就是採用「偷拍」的方式,因為顧及鏡頭可能會破壞現場氛圍。馬克諾恩斯曾詢問當時拍攝的攝影師們,使用偷拍畫面與否確實曾引起激烈的辯論,即使最後放了,但卻成為小川攝製組後悔至今的遺憾。

踏過拍攝倫理的紅線後,小川攝製組之後的影片便大幅轉向,進到知名度甚高的「三里塚」系列後,不僅不再使用偷拍,更選擇直接介入抗爭現場,甚至成為與警方衝突的角色。1968年,從學生運動的拍攝據點離開後,當時以反對興建「新東京國際機場」(現成田幾場)為目標的三里塚農民運動,便成為小川攝製組進駐的目標,他們甚至直接借住在抗議最前線——「邊田部落」之中,與抗爭的農民站在同一邊,也一起生活。從過往的照片中也可看到,拍攝人員都攜帶安全帽,全力投入抗爭,攝影師大津幸四郎更曾被警方逮捕。

「我們絕對不善罷干休。你是公僕,叫什麼名字,負責的人是你,你逮捕了他們不能這樣跑走。」

「我是警察,我不用告訴你我的名字。我們只是奉命行事。」

這一段小川攝製組與警方的對話,充分展現攝影者介入現場,甚至與代表公權力的警方正面衝突。馬克諾恩斯也指出,相較於一開始,會擔心攝影工作影響抗爭的發展,但當攝影機近距離拍攝警察,他們反而都不願意看鏡頭,用影像的權力去對抗,形成不同於過往紀錄片拍攝的方式。

即便紀錄片被視為長期觀察人群、培養關係的一種途徑,但這樣的拍攝方式,並非放準全世界皆然。研究日本與中國紀錄片的學者秋山珠子就提到,雖然許多日本電影工作者都認為,必須注重與拍攝者的關係,顯然繼承小川紳介與另一名知名導演土本典昭的精神,但許多歐美、甚至中國的部分導演,則與之相反,採取直接拍攝的方法,沒有字幕、沒有旁白,客觀呈現發生的事情。如中國導演王兵曾說「為什麼我不能這樣拍呢?如果一個鐘表掛在牆上,我的攝影機就是那樣。」

 

不為人知的小川拍攝習慣

小川都會召集所有的男性工作人員,進行名為對電影、拍攝的討論。

小川都會召集所有的男性工作人員,進行名為對電影、拍攝的討論。

講者之一的飯塚廣子,因先生是小川攝製組一員,而在拍攝《牧野村千年物語》期間,加入照顧小川組生活的「主婦」工作,所有的工作人員住在同一棟平房內。她回憶當時每晚拍攝結束後,小川都會召集所有的男性工作人員,進行名為對電影、拍攝的討論,但大多是小川一人高談闊論,而在許多拍攝現場,小川也大多缺席,透過建立對團隊拍攝者的信任,小川本人甚少擔任第一線的拍攝者。而團隊內的女性,幾乎都只能擔任家務等工作。

除了共同生活的拍攝要求之外,小川攝製組更從未有人領過薪水,馬克諾恩斯回憶小川過世後,曾有人拿出一疊檔案冊,翻開居然是一堆借據。即便未支出過薪酬,小川仍留下一百多萬日元的債務,讓部分攝製組成員相當生氣。

飯塚島子(中)

飯塚廣子(中)的先生是小川攝製組一員,她在拍攝《牧野村千年物語》期間加入照顧小川組生活的「主婦」工作。

此外,小川攝製組的影片早期幾乎從未上過院線,而是透過一台小車巡迴到不同城市放映,從社區活動中心、鄉公所到大型放映會都有。早期觀眾的反應也相當熱烈,不僅在放映現場會對警察的畫面報以噓聲,也會對螢幕大喊大叫,也常有走道都擠滿觀眾的盛況。

馬克諾恩斯說,但在後期,學生運動逐漸趨緩、成田機場也快蓋好、左翼暴力越來越極端等因素,導致小川的片子也越來越難吸引群眾,甚至試過將放映會包裝成熱鬧的節慶,從街上的宣傳海報到戲院外牆,透過展示攝影器材、村民的照片牆等各種宣傳方式,吸引觀眾入場觀看。

 

90年代:尋找亞洲視野

1989年,為了慶祝日本山形市建立一百週年,後期多居住在山形的小川紳介,舉辦山形影展作為紀念活動,後成為定期的知名國際紀錄片影展。但第一屆的影展中,完全沒有一部來自亞洲的紀錄片,而小川也在影展中開設談論亞洲紀錄片的論壇,企圖推動亞洲紀錄片合作的可能性,小川也曾說過,希望召集亞洲紀錄片導演一起討論、甚至到小川攝製組學習。

對此,馬克諾恩斯認為,可能是因為原本的小川攝製組人力流失嚴重,讓小川轉向跨國攝製組的潛力。吳乙峰則認為,當時日本已經高度資本化,但在亞洲其他國家,對於弱勢者的壓迫、政治箝制較多,包括中國、菲律賓等國,也許小川希望可以培養對抗國家的電影力量。吳乙峰也說,山形影展給了他那一輩紀錄片導演,像是吳耀東、楊力州等人很大影響。

但小川在日本國內的影響,卻是逐漸衰微,馬克諾恩斯認為日本年輕一代對三里塚抗爭並不熟悉,甚至光講「三里塚」的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麼,也有部分年輕導演甚至沒看過小川的作品,但馬克諾恩斯仍認為,即便對不同世代的意義有所差別,要了解日本紀錄片,小川紳介跟土本典昭仍是不能忽略的經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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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篇回應 to “【TIDF】你所不知道的小川紳介”

  1. […] 口碑首先來自觀眾。林木材在去年「318學運」的政治社會語境下,一鼓作氣地勇猛規劃了日本社運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的回顧專題,和法國導演朗茲曼近十小時關於納粹集中營的經典紀錄長片《浩劫》等等作品。這些雖為經典但都很「硬」的影片,竟也一票難求,且滿座的觀眾全程觀看、映後討論熱烈,讓例如「再見小川紳介」的協同策展人馬克‧諾恩斯讚嘆,此現象前所未有,全球罕見。大膽的專題策劃,也證明了八年之後北部地區紀錄片觀眾的水平與潛力,已然顛覆了那些以為硬議題的政治性紀錄片一定沒票房的故步自封成見。我們可由此看到,那些喜歡拿自己保守心態的尺去定義或度量「觀眾口味」的人,其實一直在扮演著鞏固既定思維、封鎖啟蒙機會、阻礙觀眾開展視野的輿論警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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