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全球【看見】未完成的作品

文 / 許惟棟

這幅畫,是一位在醫院工作的外籍看護工迪娜,在我們去年舉辦的移工影像繪畫工作坊所畫的作品。偌大的圖畫紙,空蕩蕩地掛上一顆頭,頭上戴著護士帽,俐落短髮,緊閉雙唇抿成一條線沒有一絲笑容,眉頭緊蹙彷彿直冷冷的瞪著什麼。

 

當天繪畫工作坊的題目是:我心目中的台灣人。移工來台灣工作一定會遇到許多台灣人,不管是老闆、同事、仲介、朋友,甚至是常去的小吃店的老闆。我請他們選一個他自己覺得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人,憑著印象把他畫出來。

 

題目公布後,大伙笑笑鬧鬧的說了自己想畫的主題,個個興致盎然的振筆揮毫,只有迪娜默默不說話,時不時起身走來走去,課程進行了一大半,整張圖畫紙還是空白一片。我過去問她怎麼了,她說:「我不想畫。」這個回答代表迪娜不是「不知道要畫誰」或是「不知道怎麼畫」,而是她心中確實有這麼一個台灣人是她這輩子都不會忘記的,但是她不想畫。我和老師輪流鼓勵她,「頭長得圓不圓?」「長髮短髮?」「有沒有眼鏡?」「嘴巴是大還是小?」就這樣一筆一筆地陪著她勉強畫出臉的輪廓。最後她主動在頭上畫了一個方塊,我問她說這是什麼?迪娜說「這是帽子,護士戴的帽子。」

 

答案揭曉,原來這個人是她在醫院工作的同事。我問她說要不要畫個背景?要不要加個身體?迪娜握著畫筆半晌,看著我說:「我不要再畫了,我真的不想再畫了。」丟下筆,轉身走去沙發,坐著整堂課沒有再說一句話,只留下這幅看似未完成的圖畫。

 

 

迪娜的工作狀況我們是知道的。去年的聖誕節她回來參加聚餐,我問她說工作好不好,她說醫院護士同事很兇。我問她說是每個同事都很兇嗎?迪娜說不是,只有一個很兇,常常刁難她,不管她怎麼認真做她都不滿意。

 

如果迪娜不是移工,我大概會勸她乾脆換工作。但是移工不能自由轉換雇主,所以我也只能安慰她,請她小心保護自己,如果同事有進一步傷害她一定要蒐證,有違法證據才有換工作的機會。

 

這樣安慰她其實我心裡很不踏實。事實上除非是雇主明確違法,否則如果只是和同事或上司不合,或工作環境不適應,這種情況對於移工來說,要轉換雇主是非常困難的;但偏偏這才是普遍職場上最常遇到的問題。

 

現行的就服法規定移工換工作一定要雇主同意,但是如果雇主同意轉出,雇主就會損失一個聘僱外勞的配額,而這個配額是有名額限制的。所以當雇主不願意損失配額,不同意轉出,但是又不想繼續聘僱這個移工,就會用工作上的刁難、語言上的不友善等等,變相的用盡各種手段逼迫移工自願回國。而移工在法令的限制下只能成為待宰羔羊,要不忍耐三年契約到期;要不就是自願或被迫回國,背上一屁股高額仲介費的債務;而如果無法忍耐到三年契約到期,又背負不起債務,就只能選擇逃跑。

 

逃跑說得簡單,但做起來談何容易。人在異鄉,看不懂文字怎麼知道哪裡要徵人?語言不通要怎麼找工作?沒領薪水前要住哪裡?會不會被老闆通報逃逸外勞?會不會在路上被警察抓?誰可以信任誰不能信任?能夠逃跑不但要有勇氣有能力更要有運氣。目前台灣逃逸外勞約五萬,但在台灣工作的外勞總人數逼近七十萬,這五萬能逃,而其他更多想換工作不能換又逃不了的怎麼辦?只能留在這個不得不接受的職場牢籠裡一步步被侵蝕著,從身體的勞累、外在的壓迫,一路侵蝕到心裡,最終連精神都潰堤。

 

聖誕節之後,迪娜一個月放假回來一次,狀況依然沒有好轉,直到繪畫工作坊更深刻感受到她的每況愈下。前些日子寒流來襲的傍晚,忽然聽到辦公室門外一陣喧鬧,一名移工帶著一個女孩子,全身包得緊緊的,戴著口罩和帽子,只露出一雙惶恐的眼神。勞工說她到處在找她的孩子,可能精神有點問題,只好帶她來。我們問她怎麼了也什麼都不說,同事說覺得她的眼神很眼熟,我才赫然發現原來她就是迪娜,好說歹說的讓她拿下口罩和帽子,雙眼佈滿血絲,滿臉盡是疲憊和驚恐。

 

這次狀況明顯比之前嚴重,連工作人員都不信任,坐在門口台階不肯進門,喊著說小孩子要來找她,哪都不肯去。拗不過又怕她亂跑遇到危險,大伙只好陪著她吹著冷風滿街跑,弄到十點多當然是等不到兒子來。好不容易哄進屋子,整個晚上一直想往外衝。同事想盡辦法用網路聯絡上她在菲律賓的小孩,結果一聽到小孩的聲音情緒大崩潰,一會哭、一會笑、一會大聲唱歌、一會拼命想衝出門,不讓她出門甚至會摔東西。折騰了一整晚,實在沒辦法,隔天只好打電話叫救護車,送到精神科住院。

 

親手和警消把迪娜架上救護車,看著她在擔架上被防護束帶五花大綁的掙扎著,龐大的無力感席捲而來。面對這個把一個好好的人折磨至此的制度結構,工作人員折騰、苦惱了整晚,最後還是除了強制送醫,期盼她用藥後能穩定情緒,祈禱她能平安回國之外,似乎也只能就這麼束手無策。

 

類似迪娜這樣工作到精神出狀況的案子絕對不是少數,我們能協助到的每年就有兩三件,全台灣多少安置中心、多少仲介公司,而移工精神一出狀況直接就被雇主或仲介丟回國的案件一定比我們協助的更多。

 

資本主義社會講求效率,現在很多電子產品壞了不需要修理,直接當成垃圾丟進資源回收場,等著被分類支解後焚化,然後再買新的商品。像迪娜這樣的移工,面對這個無法自由轉換雇主的封閉職場制度,她無從選擇,無路可走,只好留在原地撐著。撐到最後撐不住了只能從身體到心理全面崩潰。這個社會把這樣的崩潰稱作「精神狀況有問題」、「抗壓能力不足」,不需要修理,只能被丟進醫院等著被送回國,反正再引進另一個新外勞就好。

 

這個社會,人和商品到底又有什麼區別?

 

 

您可以 留言回應, 或 追蹤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