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從烏來擋車案看蔡英文的司改難題

蔡英文狂勝總統選舉，立法委員民進黨也過半。不少老派的國民黨委員，縱算基層組織不錯，形象也還好，在民心思變的氛圍下，還是中箭落馬。蔡英文領軍，奪取行政權與立法權，勢如破竹。想像一下如果司法權也搞選舉，該會是什麼樣的光景？起訴太陽花運動群眾的北檢檢察長，必定狼狽下台，結束職業生涯。不斷用強制罪、妨害公務罪、違反集遊法，把民眾判刑，把走上街頭「奮/憤青」當敵人的法官，大概也會被唾棄，再也選不上。

以上都是直接民主選舉的優點。當然，司法權本質上有「對抗多數決」的特性，多數人喜歡的，不見得是對的。特別是透過對基本人權的保障，以及不應侵害少數人底線的堅持，司法權有其之所以不適合採用直接選舉的考量。（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國家的司法高層，並不以堅守基本人權為職志，用選舉來沖沖洗洗，或許還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一個判決兩種解讀

就在大選的前一天，台北地方法院宣判了「烏來擋車案」，八個年輕人用鐵鍊與麻繩綑綁自己，並上鎖固定在路墩，企圖向中國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抗議，表達反對政府兩岸經貿政策之意。

北院的判決很特別，法官認為八個人都犯罪，共同犯了強制罪，因為他們妨害了道路用路人的權益。然而，法官考量他們「身為中華為中華民國公民，關注兩岸…重大政策議題，為使大陸地區執政當局見聞國人民意，尊重國人聲音，堪認其等犯罪動機係基於公益，目的亦屬良善，核與個人私利無涉…」，因此予以免刑。

法官像是在玩兩手策略，一方面蠻嚴厲地指責，甚至認定他們的行為是犯罪，另一方面又肯定他們的所作所為，是為了國家好，並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因此免了他們的刑責。這樣的處理方式，有兩種可能的解讀。

其一，法官勇氣可嘉，但為德不卒。法官其實是很想放學生一馬的，但是考量到其它判決有罪的前例，或是不想引來注目，或是擔心招惹麻煩，只好採取「明的指責，暗裡放人」，各打五十大板。

另一種解讀，是相信法官更加善意，刻意運用了法律的技術手段，讓學生更有可能全身而退。因為如果直接判學生無罪，檢察官通常就會「機械性上訴」，相較保守的上級審，可能會改判有罪。而且輕罪還不能再上訴，二審會直接有罪確定。

這讓一審的無罪判決顯得毫無意義，還可能因為採取過度自由與保護學生的立場，而讓二審保守的法官「不開心」，激發改判有罪的意志。判有罪，讓檢察官可以「交差」而不上訴。如果只有學生不服要上訴，上級審就受到「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的拘束，只能判更輕，更可以確保學生平安無事。

一個司法多重世界

以上的第一種解讀，表示法官（檢察官亦同），在體制內受到很大的壓力。遇到稍有政治性或敏感性的案件，就難免要把自己可能惹上的麻煩考量進去。這表示司法還沒有辦法很獨立，儘管可能沒有人在干涉個案，但是讓法官和檢察官獨立作出判斷，並且完全不用擔心不良後果的支撐體系，仍然顯得脆弱。

再者，以上的兩種解讀，也都暗示著上下層級的法官和檢察官，或許是不同想法不同世界的人。一般而言（當然有例外），越是基層的法官與檢察官，想法與作法上，可能越是自由開放，更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但是想要確保結果，就要繞過上級的審查，可能要費一番手腳與功夫，也不總是常常能成功。

以上對判決結果分析，雖然並不知道是否全然吻合法官心中的實情，卻恰恰可以約略看出人民希望司法能有大幅度的改革之時，蔡英文可能面對的難題。我們的司法體系，一直處於一種無法「轉大人」的狀態，因為表面上雖是同一個司法，裡面卻有多重不同的世界。

蔡英文極高的得票率，在五二○就任之後，能不能非常有智慧地，在決定司法的改革事項時，也引進來一些以民主與民意依歸的衝擊，值得關注。尤其，高得票率能不能轉換成高度的正當性，撼動司法圈內的保守勢力，讓這些通常也是目前掌握較大權力者，不會有深層的反動，才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