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當好孩子

炎炎的夏日，蟬鳴鳥叫，燥熱的空氣裡沒有一丁點風，烘得人心浮氣燥。光是坐著不動，就能感受到前額的汗珠早已按捺不住，一滴滴順著臉龐滾落，每每滲進眼裡，就是一陣酸麻刺痛。

酷熱的陽光無情烤著這座位於山坡上、墳墓地旁的課輔班，塵土飛揚的簡陋操場上不見一絲生氣，只有那寫著「有教無類」的門聯紅得有些刺眼。

我輕輕推門，卻無奈窄門還是發出「嘎吱嘎吱」的呻吟。好不容易擠進門，轉身所見，竟是昏暗的擁擠空間，數十雙小眼睛好奇的打量。

「邱小姐嗎？妳好妳好，不好意思學生還在午休，我就沒開燈。」還沒等我回過神來，一道宏亮的嗓音就從角落的辦公桌後方傳來，想必就是掌管整間課輔班的主任了。她一喊，才讓我注意到那角落的垃圾桶旁，還有一個小小的身影，瘦小的身軀隱身在一排巨大的垃圾桶之間，更顯嬌弱。滿身是汗的尼龍運動服像剛從水裡撈出來一般，半蹲的雙腿扎著搖搖晃晃的馬步，纖瘦的手臂吃力向前伸直。

「看什麼看！全部給我趴好睡覺！」那音量，連我也驚了一跳。所有「午休中」的孩子馬上把汗涔涔的腦袋黏回桌上，不到幾秒，就又從交疊的小手臂中探出頭來，打量著我這個外來客。

「吃個早餐吃到中午還沒吃完，該帶的藥又沒帶，成天給我找麻煩。」主任繞過那半蹲的孩子，微皺的眉宇間卡著一種我讀不出的情緒，「媽媽死了，阿嬤成天打牌不管他，爸爸工作忙只好把他送來這裡。」

「他的髮型好有創意，是一個箭頭耶。」我急著想從凝固的氣氛中逃開，生硬地轉移話題。目光落在那孩子剃得光溜溜的腦袋上，頭頂唯一有頭髮的部分，竟是一個有稜有角的箭頭圖案，煞是有趣。

主任說，箭頭（化名）在母親過世之後便長期由阿嬤隔代教養，日日被老人家拴在煙霧瀰漫的牌桌邊，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有多次逃家紀錄；後來父親再娶，箭頭就更不願意回家，常在外流連至深夜，三番兩次被警察拎回家去。家裡沒人，倒是主任多次半夜衝去警局領孩子，屢屢把箭頭帶回自家公寓過夜。

「他倒也聰明，長得也不差，很懂得在外面騙吃騙喝，從不讓自己餓肚子。」據說箭頭每次逃家，肚子餓了、身上又沒錢，就徘徊在便利商店門口，向往來的顧客哀求買一個15元的麵包給他吃。有時外面颳風下雨，箭頭放學後就躲進警衛室，等爸爸來接他，常常一待就待到半夜十一二點，就是不肯回家。

兇歸兇，卻反倒是主任一肩擔起嚴父、慈母兩個角色。「他爸沒辦法，就把他送來我這裡，」主任說，箭頭是個過動兒（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剛上小學不久就開始服用中樞神經興奮劑（MPH），但家中沒人盯他吃藥，總是有一餐、沒一餐，狀況時好時壞，「沒吃藥就來亂。」

接下來與箭頭相處的時間裡，我確實感受到，他不是一個聽話好帶的孩子，但也絕不是笨孩子、更不是壞孩子。在他受罰的那天下午，我瞥見主任桌上那張被沒收的小紙條，是箭頭寫給一個跟他一樣特殊的孩子，上面用鉛筆歪歪扭扭寫著：「只要你ㄩㄢˋ意跟我玩，我就跟你作ㄆㄥˊ友」。只可惜這單純的心意還沒傳到對方手裡，就被扼殺了。

訪談的第二天，我開始試著陪箭頭寫功課，只見作業簿上一片鮮紅，全是老師的粗紅筆圈圈點點。仔細一看，原來是他不知該怎麼看時鐘。於是，我脫下自己的手錶，拿給他玩。箭頭像是發現了什麼新玩具，立馬搶了過來，愛不釋手。趁他玩得開心，我便在他飛快轉動的時針、分針之間，一點一點教他看時鐘。

剛開始，箭頭還有些回應，但不到幾分鐘又自顧自玩了起來，也不知有沒有聽懂。或許是我急著看到「教學成果」，忽然從他手中抽走手錶，指著作業簿上的題目，幫箭頭來個臨時測驗──他竟是半題也答不出來，一心一意只企圖搶回我藏在背後的手錶！

「看到沒？沒用的！」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主任嚇了我一跳，「過動兒就是這個樣子。每次看到社會新聞上，有父母親氣到虐死小孩，我是一點都不覺得奇怪。」我不知該說些什麼來反駁，但總覺得這話不太對勁。雖然可以體恤老師辛苦、家長無奈，但難道孩子不好教，就活該被這樣對待？

「確實很多家長把ADHD的孩子送去偏鄉，以為那裡的教育會給孩子很多包容，讓孩子跑來跑去，其實大部分沒過多久就又逃回來，」國家教育研究院副院長、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教授洪儷瑜指出，因為偏鄉師資良莠不齊、醫療資源不足，也沒有輔導室或資源班，孩子得不到適當的、結構性的協助，往往只能自己想辦法在夾縫中求生存，被霸凌的案例比比皆是。

以國小一年級的孩童來說，那是一個小生命第一次被制度規範、被要求乖乖待在椅子上30分鐘不准亂動、被強迫專心完成一件事。而ADHD孩子又普遍過動、衝動，總是無法遵守團體規範，讓老師一個頭兩個大，加上常常與其他孩子打架鬧事，難以在團體中發展良好的關係。久而久之，伴隨而來的人際衝突、社交障礙、情緒問題，讓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不斷遭遇挫折，後續引發的憂鬱症、焦慮症、強迫症、甚至思覺失調症（原稱「精神分裂症」）都大有人在[1]。

看到箭頭扭動著身體、難以專注，我彷彿真的看到那些過動和衝動的因子在體內躁動不安，像個隨時都要炸開的小鞭炮。好不容易捱到點心時間，精力充沛的箭頭早已耐不住餓得咕咕叫的肚子，卻還得排完長長的隊伍才能飽餐一頓。

「老師！他插隊！」告狀的聲音傳來，全班都將目光投向一臉無辜的箭頭。在那一雙雙稚嫩的眼睛裡，我看到了赤裸裸的、毫無掩飾的責難、嫌惡、幸災樂禍和見怪不怪。接下來，一大串連珠炮似的訓話和吼叫，我就不贅述了。總之，箭頭失去了總算得以補充能量的小點心。

這是我第一次在一個小一的孩子眼裡，看到超出他年紀該有的、認命的表情。那種無助、失神，卻沒有想要逃跑的動力──那是我在心理學實驗中看到的動物的眼神。

心理學家[2]把一隻幼犬關進通電的籠子裡。剛開始，牠會跳、會叫、會求助、會想逃離；但時間久了，牠發現所有的努力和掙扎都沒有用了，牠會怎麼做呢？牠會趴在籠子裡，任由電流無止盡攻擊，放棄逃跑、也放棄求助。那種東西，叫做「習得無助感」。而我在箭頭眼裡看到的，正是那隻幼犬趴在籠子裡的眼神。那是一種如同死灰般的認命。

「這些孩子無法等待、愛插隊，真的不是故意的！要他們等30秒，就像一般人等了30分鐘那麼難熬！」臺大醫院精神醫學部主治醫師高淑芬心疼說，ADHD的孩子不斷在學校、在家庭中被錯誤對待，好不容易進入醫療體系尋求協助，往往都已經需要接受心理治療。宇寧身心診所院長吳佑佑也表示，孩子被確診後，第一步就是要增進父母和老師的知能，「ADHD是疾病，不是不用功，更不是要存心氣死爸媽！」

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ADHD是腦部的神經傳導物質失衡，導致孩子過動、衝動、注意力不足等三項核心症狀。這是全世界皆極為常見的一種神經疾病，盛行率約5%至12%；臺灣兒童的罹患率約5%至7%[3]，但確診病例卻不到3%[4]。

依照ADHD的國際正式診斷標準，每個個案都需要經過兩種以上的情境觀察，由不同的觀察者填寫量表，排除環境因素，綜合評估孩子的身心狀況。「不然有些孩子可能真的會被誤診，」國立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傅如馨解釋，因為部分被轉介至精神科做鑑定的孩子，在臨床上發現有注意力不足及衝動的狀況，即開立診斷；但在後續的心理輔導中，才發現孩子根本就是在家庭暴力和不當管教的環境中成長，而表現出類似ADHD的症狀。

的確，精神科診斷不像物理性的檢查，抽一管血就一清二楚。如果只是依照外顯的行為做判斷，恐怕會忽略了藏在症狀背後的原因。然而，以臺灣人普遍的就診經驗來說，我實在無法想像，如此縝密的評估判斷可以發生在健保給付的醫療中。或者說，我可以期待一個精神科醫生花多少時間在「確診」一個非自費的患者身上呢？

於是，2017年6月的一個星期四下午，我帶著我的碼錶，前往某教學醫院的精神科門診。那是一種讓人極度煩躁的人潮擁擠，迷宮似的走廊和指標，不知繞了幾大圈、撞了多少人的肩膀才終於擠到一位志工媽媽身邊。清楚的引導精準到讓我驚訝。

我依照她的指示，走到長廊的底端，發現天花板的建築材料改變了。從原本古色古香的磚瓦式拼貼，變成了金屬的過度反光。抬眼望去，竟能從冰冷的鋼鐵建材中，隱約反射出黑色的人影，扭曲著、變形著，卻活生生呈現。

一反剛才暈頭轉向的心煩氣躁，我現在每一根汗毛都直直聳立。隨著身邊走動的人愈來愈少，我愈走愈慢、愈走愈冷。終於繞過一整排金屬長廊，來到精神科門診的候診廳。

眼前的景象卻出乎我意料，精神科候診廳裡的每個人，都「正常」到讓我訝異。這裡沒有人裹著繃帶，沒有人蓬頭垢面，更沒有人像是需要被狗鍊拴起來般的失控或「腦袋有病」。他們似乎比這間醫院裡的其他任何人都來得更安靜、更文明。有人滑著手機、有人翻著小說、也有人像我一樣好奇東張西望。

這種「正常」，讓我對於自己剛剛的「毛骨悚然」和「小心翼翼」覺得愧疚至極。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們為何需要被安置在金屬長廊的另一端，與其他「正常人」隔離呢？我們這些「正常人」，究竟在害怕什麼！

「叮咚──」診間跳號的紅燈亮起，將我散亂的思緒捉回。我按下碼錶，想看看一位精神科醫師，到底需要花多少時間，來理解一個「被百年樹人」的、活生生的個體。

教學醫院也許不能反映通貌。於是，我一週後又帶著碼錶，到了台北某市立醫院的精神科門診。

候診廳裡人來人往，我默默壓著碼錶。心想，這裡的每個人都好不容易。臺灣的健保給付普遍低落，平均每一位患者的健保給付僅200至300元新台幣[1]，愈是小型的醫院，就愈是不允許醫師花費太多時間在同一位患者身上[2]。

「就算我們自己不在意收入，醫院也很難請這方面的醫師，畢竟請一個就賠一個，」高淑芬一天工作16個小時，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全都是賠錢生意，「我們精神科再怎麼壓縮，也不可能像耳鼻喉科那樣，進來兩分鐘就出去。」

大人的世界我弄不明白，但我只想被好好對待

健保制度不斷剝削醫療人員的專業和血汗，在不斷壓縮的分秒之間，導致家長極度不信任醫師診斷、更拒絕早在1950年就被國際間普遍認證的MPH藥物治療。但在大人世界裡你爭我奪，犧牲掉的，還是孩子。

據統計[3]，經學校老師轉介的孩子中，只有20%至25%的家長願意帶孩子尋求醫療協助；即使醫生確立診斷，同意服藥的比例也僅有六成；最後就算真的拿藥回家，願意讓孩子把藥吃下肚的，也只有三分之一！

「臺灣的診斷技術在亞洲的排名是非常前面的，但家長還是不信任臺灣的醫療。」洪儷瑜回想起來相當無奈，曾有家長被導師暗示「是否考慮接受診斷」，就把老師臭罵一頓，憤而帶孩子去美國，「最後還是一樣被學校退貨，ADHD走到全世界都一樣是ADHD，為什麼一定要到美國才肯乖乖吃藥？」

世界上對ADHD已有相當完整的研究和療法，目前有七至八成的患者可從藥物當中獲得協助[4]。且從腦部影像研究中可以發現，MPH可活化原本功能低下的某些腦區域[5]。但臺灣的家長普遍排斥藥物治療，往往一拖再拖。

藥物並不是要讓一個吵吵鬧鬧的瘋孩子安靜下來，而是幫助孩子與同儕、老師較合理互動，並進行後續學習。就像是給一個重度近視的人戴上眼鏡，幫助他頭腦清醒理解世界、聽懂父母和老師的教導，讓他知道「原來我也可以當個好孩子！」

我曾經問過箭頭，到底喜不喜歡吃藥。他說，藥物有怪味道，還會肚子痛，不喜歡。「可是只有我吃藥的時候，老師才會覺得我很棒。」箭頭指著聯絡簿上幾個藍色的乖寶寶章，笑瞇瞇的小眼睛擠成兩彎月牙，「再兩個，我就可以拿到一張『免作業卡』了！」

「藥物可以提供孩子平等的成功機會。」但家長往往擔心標籤化、藥物副作用，而忽略孩子的心理健康，洪儷瑜常跟悔不當初的家長說：「你欠你的孩子一個青春！」孩子的學習低成就、人際衝突造成自我價值低落，上了國中課業愈來愈難、家長愈逼愈緊，又被送去補習班、禮儀班、才藝班，「得憂鬱症和長不高，到底哪個重要？」

「孩子被標籤化，其實跟吃藥沒關係，」台北市某國小資源班陳老師補充，孩子被貼標籤往往是他自己團體中的不當行為導致，其他學生「趨吉避凶」當然不願意跟他玩，「家長排斥吃藥，害得孩子與同學衝突不斷、又常挨老師罵，常常被送學務處、輔導室，才真的會被排擠！」

曾經有個六年級的孩子情緒失控，對資源班老師拍桌子怒吼：「你以為我想要待在這裡嗎？」吼完就崩潰嚎啕大哭，撕心裂肺般，最好把身上所有多餘的精力統統都哭掉！多麼像那隻還在亂跳亂叫的小幼犬，用僅存的力氣在通電的籠子中大聲求救。我不知道他還可以撐多久，但我只知道，他是被心理學家丟到大人世界裡做實驗的孩子──在錯誤的環境中，被錯誤對待著。

「大眼睛，看老師；小嘴巴，閉起來。」單一的口訣不斷重複，禁錮著一個個活蹦亂跳的小生命，喃喃像咒語般傳來。資源班的孩子撇除藥物的協助，老師只能在行為上教導孩子遵守規範、數「一、二、三；三、二、一」強迫孩子克制情緒，但生理上的限制讓孩子的學習吸收幾乎是零。

長期力不從心和「壞孩子」的標籤，大幅增加ADHD患者未來毒品成癮的危險性。2014年就有研究[6]指出，ADHD患者若是沒有獲得妥善的藥物治療，未來酒精濫用、吸食尼古丁、古柯鹼、大麻的比例是一般人的2.5倍。

「行為治療如果沒有配合藥物，根本沒效！」高淑芬感嘆，ADHD就是一種生理疾病，用藥可以改變大腦活性，注意力就會有顯著改善，接下來搭配行為治療和社會技巧的教導，孩子才有可能漸漸融入社會，「我照顧孩子的情緒都來不及，還要花大把的時間矯正家長的錯誤認知！」

如果我真的是精神疾病患者，妳還願意愛我嗎？

錯誤認知、延誤治療、拒絕用藥，加上ADHD普遍被貼上「壞孩子」的標籤，有二分之一的患者會把症狀帶到成年[7]。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這是陳皓（化名）與交往四年的女友相處時，最常說的話。忘東忘西、頻頻遲到，每次道歉都像個做錯事的孩子，無辜的表情更惹得女友一肚子火。

「我常常都氣到想分手！」女友有一次胃痛，陳皓心急如焚帶著女友去看醫生，路上經過文具店，卻被一款耳機吸引，完全忘了女友還在胃痛，「我當下就破口大罵，真的不知道他心裡還有沒有我！」

還有一次，陳皓去買晚餐，才剛剛打電話確認女友「想吃細麵、要有湯」，結果買回來的卻是「乾拌烏龍麵」！弄得女友既好氣又好笑，陳皓也只能抓著頭、滿臉歉意：「對不起，我忘記了。」

隨著年齡增長，過動和衝動的症狀確實會大幅改善，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ADHD患者依然會注意力明顯不足，尤其在執行功能、時間安排及日常生活規劃上出現障礙。「對他們來說，生活就像是散佈在空氣中的散沙，沒有辦法像一般人一樣有結構地一一執行。」心禾診所精神專科醫師林佩縈解釋，「雖然外表看不出來，但其實他們內在一直都是處於一種不安寧的狀態。」

陳皓從小成績優秀，雖然愛動、坐不住，但在升學體制中走得還算順遂，已於去年順利錄取頂尖大學的研究所。他個性溫和，少與人起衝突；勤快好學、友善熱心，也深得老師、同學們的喜愛。

只是從小丟三落四就常常給身邊的人帶來困擾。母親早在他小學時，就帶陳皓去兒科檢查，醫生只叮嚀他「少吃巧克力」，也未積極治療。長大後，丟傘、丟鑰匙、丟樂器、丟手機，不勝枚舉，讓女友不禁調侃：「以後要是有了小孩，出門大概會連小孩也弄丟了！」

話是這麼說，但當醫生在診斷書上寫下「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的時候，女友還是崩潰了。「我好後悔逼他去看醫生！受困擾的人是我，為什麼吃藥的人是他？」

陳皓倒是挺鎮定，只是默默握緊女友的手：「如果吃藥可以把我愛的人都留在身邊，為什麼不試試看呢？」

在淚眼模糊中，我彷彿從陳皓身上看到了成年以後的箭頭。ADHD患者若是沒有在適當的環境中妥善治療，未來要面對的，恐怕就是在親密關係中無止盡的挫折。

採訪結束前的最後一天午休，我趴在桌上小憩。半夢半醒之間，覺得臉上有熱呼呼的鼻息撲面，我從睡夢中驚醒。睜開眼，只見箭頭安靜趴在我面前，甜甜望著我：「姐姐！下午一點了，妳該起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