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答徐自強的練習題

1995年9月1日，徐自強案－－或稱北市商人黃春樹命案－－發生的時候，我還在念國中。我當然不記得那天我在做什麼，大概是不情不願地起床、上學、八堂課後又放學回家，去補習班，回家吃晚飯、寫作業。當時，蘇建和案已經判決確定了，那個年代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網路也不普及，但已經立志要念法律系的我，多多少少也接觸過相關資訊。

1996年11月23日，徐自強第一次被判處死刑，那時我已經上高中了；2000年4月27日，徐自強死刑定讞時，我是法律系大一的學生，連刑法總則都還沒讀完。同樣地，我不記得那兩個日子我在做什麼，只能確定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到這幾個判決。我倒是記得，在大二的親屬法課堂上，教授曾提到蘇建和案，她說，那麼多刑事法學者都認為證據不足，只有我們系上某位刑法教授認為證據很夠、該判死刑。台下尷尬一笑，那是我們大一的刑法老師。

通往582的漫漫長路

2003年1月13日，蘇建和案開啟再審後，首次獲判無罪。當時我大四，正在準備研究所考試。升上大四的那個暑假，我跟搖滾樂社的同學合資蓋了間練團室，我就住在練團室樓上。宣判後沒多久，公視重播「島國殺人紀事」，我跟同學窩在練團室裡的電視前看，看著看著，社團裡某位教爵士鼓的學長就指著電視裡的蔡墩銘教授說，這位老先生頭腦還滿清楚的。

2004年7月23日，釋字582號解釋出爐。我應該是在放暑假，整天努力地玩吧！既然暫時不打算報考律師、司法官，主修法律史的我，當時對這號解釋可說是幾乎無感，直到幾年之後準備國家考試時，才認真地讀過。總之，就是透過這號解釋，徐自強獲得再審的機會。

預知無罪紀事

時間快轉到2015年9月1日，高等法院終於給了徐自強無罪判決。當時我剛從德國度假回來，在桃園地院的辦公室裡聽到消息時，既高興，又憤怒。高興，無非是冤案終於獲得平反；憤怒，卻也跟冤案平反脫不了關係。

徐案在2015年6月24日開庭當日，某民間司改團體發布新聞稿，痛批法院抓準黃春棋想要再審的心態，令黃春棋配合作證，以排除有利徐自強的證據。該民間司改團體痛批：「法院以取得黃春棋證詞為主的調查方向，捨本逐末，對發現徐自強案的真相毫無助益，應改以調查不在場證明等物證為主要方向，才能釐清爭議，還徐自強清白。」

看到這個新聞稿，我只覺得好笑：不就是因為已經得到無罪心證，就是想要快點判無罪，才不想浪費時間去調查律師所聲請、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在更早之前，這個司改團體的成員，對於承辦法官在法庭上一句「不要說服我，去說服最高法院」頗有微詞，間接聽到他們的微詞，我也覺得好笑：不就是想判無罪，才會無奈地講「去說服最高法院不要撤銷發回」嗎？

事後來看，這份新聞稿幾乎已經違背律師倫理規範第24條第3項：「律師就受任之訴訟案件於判決確定前，不得就該案件公開或透過傳播媒體發表足以損害司法公正之言論。」這就是聽到徐自強無罪時，我的憤怒所在。

無法承受、難以告別的過去

如果你在8月11日之後進戲院去看「徐自強的練習題」，你會看到在無罪判決的記者會上，高等法院發言人很突兀地講了一句「請留給我們獨立審判的空間」，這就是在回應某民間司改團體。

觀看這部紀錄片時，我一直有一種感覺，好像是在看另一個時代的故事，或至少是另一個世代的故事；看到徐自強本人，跟幾年前在台權會的募款餐會上，看到蘇建和本人一樣的不真實，好像看到小時候讀的偉人傳記主角（例如達爾文），活生生地來到你面前的那種感覺。

有個檢察官同學曾說，他非常不喜歡法庭劇，因為劇裡總是預設「正義的律師v.s.邪惡的檢察官」的結構，他尤其不喜歡「正義辯護人」這類電影，因為很多人看完以後，就以為現在的司法還是那個樣子。當然不是，只不過，那個時代（或者該說那個世代）跟我們的距離，可能沒有想像中的遙遠，所以，對於那個時代／世代的記憶與幻想，才會不斷干擾著當下的司改議程。

我這個世代的法官、檢察官，不少人跟我一樣，是聽著這些冤案的故事長大的，我們也知道，釀出這些冤案的，是我們的同事或前輩。事實上，我們跟同一個世代的其他法律人，沒有太大的不同－－除了一樣的冤案故事，我們也一樣都是讀著解嚴以來，從德國、日本、美國引進、最新、最先進的法學理論長大的。

我在研究所時就認識某民間司改團體執行長高榮志律師（他算是我學長），以及某冤獄救援團體執行長羅士翔律師（他算是我學弟），只不過在命運的十字路口，他們穿上白袍，成為眾人眼中的天使，我則穿上藍袍，成了過街老鼠；他們穿上白袍，沒有人質疑他們的社會經驗歷練，我則穿上藍袍，成天被人質疑太年輕、缺乏同理心。穿律師袍的人跟有錢人家的小孩一樣，什麼都比較會。

我無意一竿子打翻司法界的所有前輩們，只是世代差異確是實然，是契機，也是殺機。在片中，某職業司改家在宣判當天拿著麥克風、對著鏡頭說道，希望有更多法官願意告別過去，但無法理解的是，這位職業司改家最近在司改國是會議上，卻將矛頭指向年輕的司法官，極力將他們－－或者該說「我們」－－抹黑成欠缺社會經驗歷練沒有傾聽溝通對話的能力，孰不知，在整個司法體系裡，跟他口中應該告別的「過去」離得最遠的，就是我們。

同樣在片中，這位職業司改家也說「真正影響法官行為的是法官的科層結構」云云，他沒有實證研究的基礎，即使我們退萬步言，暫且承認這句話言之成理好了，同樣無法理解的是，這位職業司改家卻仍將矛頭指向身處科層結構最底層的我們──現在是誰缺乏傾聽溝通對話的能力？是誰沒有同理心？是誰不願意跟過去告別？

解不開，但不是無解

2017年7月18日，「徐自強的練習題」紀錄片在華山光點舉行試映會，我有幸獲邀，先睹為快。當時，我剛寫完另一個冤案的介紹，稿子才交出去沒多久，這個案子，法院同樣在缺乏物證補強的情形下，大舉採信共犯自白，還判了兩個死刑；而針對不久之前平反的張月英案，幾位同事也有相當熱烈的討論，除了深感「自以為很有社會經驗，比欠缺社會經驗可怕」之外，司法官訓練、養成的過程中，不當偏重裁判書類的問題，也再次成為眾矢之的。

這一點，圈外人很難理解（也因此動不動就拿年齡這種最形式性的東西作文章），倒是在片中，徐自強也非常尖銳地指出：法官好像把他的案子當成作業，有交就好了。筆者廁身法曹，不得不佩服他敏銳的觀察。不過，如果徐自強說，他恨指控他的陳憶隆、黃春棋，他恨所有經手這個案件的檢察官與法官，我不但可以理解，還覺得理所當然；但他說早就不恨了，這題我反而解不開了。

或許，解不開才是正常的。我們都不是他，儘管我們都希望，不要再有人經歷他所經歷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