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大衛‧休姆(David Hume)最著名的論證之一,是「實然導不出應然」:僅僅從純然「事實上是如何如何」的陳述,無法推導出「我們應當如何如何」。這個論證為哲學上「道德客觀性」的議題,開啟了一條新的討論路線。雖然休姆強調單憑事實無法決定道德,但他依然同意:對事實的掌握有助於我們做出恰當的道德判斷:過去實際上發生了什麼,對於我們當下應如何評估自己和其他人的責任,至關重要。因此,現代各國關於轉型正義的討論,都始於還原歷史。而大家也都不約而同地發現,這項工作的最大阻礙,恰好就是大家認識自身歷史的起點:中學的歷史課本。
詹姆斯.洛溫是關注種族和階級的社會學家,洛溫一九九五年出版《老師的謊言》,此書的起點很簡單:美國的大部分中學歷史教科書裡面寫的東西跟史實之間有差距,而這個差距常來自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求。
是什麼促使歐洲在一四九二年「發現」美洲?歷史學家提出的原因包括軍事競賽以及來自宗教的黃金以及征服需求,然而教科書上常見的說法只有一個:歐洲當時越來越富裕,因此貿易需求變大了。洛溫認為教科書獨鐘這項解釋的理由很簡單:它是唯一不會讓當時的歐洲人顯得貪婪狠毒的解釋。
教科書傾向於醜化那些被歐洲人征服的民族,把他們描述成野蠻、未開化的人,讓這些征服顯得自然且正當。教科書忽略當時的原住民對於航行者的協助,反而常將其歸諸於上帝。
基於類似的理由,教科書杜撰沒有史料支持的橋段,把哥倫布塑造成老實、善良的人。在洛溫取樣的十二本教科書當中,只有一本提到哥倫布曾在美洲原住民身上實施奴隸制度。為了強調哥倫布的睿智,大部分教科書提到他力排眾議,堅持地球是圓的,因此才成功航行到美洲。然而史料顯示,當時大多數的歐洲人和美國原住民,都已經知道地球是圓的了。洛溫認為這顯示歷史教科書有時會把塑造英雄的目的放在呈現史實之前。
對於哥倫布來說,教科書隱藏的可能是他不想讓人知道的一面,但是對於海倫凱勒來說,似乎剛好相反。教科書讓學生把海倫凱勒當成勵志的殘障人士、人道主義者,卻刻意忽略她也是激進的社會主義份子。教科書捏造歷史人物,為的是利用這些形象,來塑造教室裡的下一代。
上面這些例子足以說明歷史教科書受到政治因素的威脅:教科書不只簡化歷史,還扭曲歷史。美國高中歷史課程的出現,來自民族主義運動,洛溫認為,這些課程的目的和效果是培養學生對於美國及其主流族群的認同,而非認識史實。
這些挑選過的歷史教材,不但隱瞞了過去的不正義,也可能正在加劇現代的不正義。洛溫指出:許多黑人和女學生的歷史成績較差,這或許是因為前者知道手中課本對於自己祖先的污衊,而後者則感覺和自己同一性別的人們被歷史排除。在書裡,洛溫提到他的學生在一個有很多印第安人口的地區當歷史科實習老師,她發現有個阿貝那奇族的學生,每講到感恩節的時候,就會不聽課。她事後問那學生,學生說:「我爸跟我說過那個日子真正的意義:不要聽你這種白人人渣說的話。」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用片面資訊扭曲事件和人物的事情,不只發生在歷史課本裡。在現代台灣,「造神」和「抹黑」是常見的傳播手段,一般人難以忍受心裡認定的「好人」有缺點,也無法接受心裡認定的「壞人」也能做出好事。然而,這些認知習慣的結果,就是把公眾人物的形象扁平化,不但不利於公允評價,也阻礙我們了解社會的複雜面。
在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都認為出兵越戰是錯誤決策。洛溫實際做了問卷,要他們猜測七○年代不同「層級」的美國人支持/反對越戰的比例,結果他們多半傾向於認為:當時教育程度越高的民眾會越反戰。洛溫指出,大家會有這種反應,就是因為我們先入為主認為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明智。然而這種猜測跟事實相反:一九七一年的全國民調顯示,在教育程度越高的群眾裡,反對美國從越南撤軍的比例也越高。
對史實無知不見得會帶來顯著壞處,但是若對史實無知的人自以為受過歷史教育,他往往更勇於做出沒有根據的決定,洛溫認為這就是發生在受教育的美國人身上的事:「修數學課程的人會比沒有修數學課程的人更精通數學,同理適用於英語、外語,以及幾乎所有其它的學科。唯有歷史學科是念越多、越愚蠢」。
歷史教育對思考的殘害,不只來自簡化的敘述,也來自莫名其妙的思考引導。《老師的謊言》提到歷史教科書裡出現的兩種白癡提問,第一種太過困難,例如「你所在地區的特徵和關切的議題,在目前這個世代有什麼改變?」;第二種太過簡單,例如在圖說「希特勒特別反閃族」往下七公分處問「哪一個種族被納粹壓迫特別嚴重?」
這兩種題目,我相信,在台灣的教育裡也常出現。洛溫對第一種題目的評論很有意思,他說這種題目會讓學生誤以為「做出無意義的臆測也是一種學習形式」。要促進思考,題目必須有意義:把五件有因果關係的事情列出來,要學生排時間順序,這可能是在考驗推論能力;但是如果那五件事情之間不具有意義的關連,就只是在考年代背誦而已。
台灣呼籲讀歷史的老掉牙理由,包括「鑒往知來」跟「了解我們的根」兩種。然而,我們也必須注意歷史在公民社會的重要意義:讓大家了解目前社會上的階級、不平等的來源,並共同尋找改善之道。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的是具備社會學眼光、看得見弱勢、不隱惡揚善的歷史教育。現在的台灣正值歷史課綱爭議,這本書的經驗讓我們更有理由關注此議題。就如同洛溫察覺的,我們教給學生什麼樣的歷史,就是在鼓勵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