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南地鐵站走出來,可以看見三棟豪華玻璃帷幕大樓。這裡就是韓國三星總部,同時也是首爾市官方旅遊網站推薦「了解三星電子最新數位產品及輝煌歷史」的「推薦景點」。
2014年5月之前的故事,要從黃相基的女兒,黃有美說起。
女兒化療期間,黃相基偶然得知,和有美同樣在「三線擴散製程第三區」工作的同事李淑英(Lee Suk-young)竟也罹患淋巴型白血病,並於五週後過世。李淑英病逝讓黃相基心中有了疑問,黃相基說:「白血病又不是像是感冒一樣會傳染,是很不常見的一種病。和我女兒一起工作的同事就只有李淑英,怎麼會這麼巧兩個人就同時都罹患了白血病?」
隔年,有美癌症復發臥病在床,三星四名主管與黃相基約在咖啡店見面。當時黃相基坦承了心中疑問,並表示打算向政府申請職災工人補償。沒想到這四名主管聽了之後,態度充滿敵意,堅稱他女兒生病絕對與三星無關,還反問「你為什麼要把責任推給三星?」。黃相基回憶他當時氣到流淚,雙方只談了20分鐘,他便起身返家。
只是有美的病情每況愈下,2007年3月6日,黃相基夫婦載女兒就醫返家途中,有美躺在車子後座說:「好熱!」黃相基說:「我把車窗打開一條縫」。過一會兒,有美又說:『我好冷。』於是我把車窗關上。」沒多久,黃相基妻子回頭一看,哭喊起來。黃相基說:「我忙把車子停在路旁,有美已沒有呼吸,且兩眼翻白,有美的母親淚流滿面,用手闔上有美的雙眼。我茫然不知所措,等我清醒時發現自己獨自站在高速公路上。」
當勞工為了爭取自己的權益抗爭時,政府的角色在爭議中選擇站在哪邊,經常是勞資雙方相互拉扯的戰場。「韓國職工補償及福利服務局」(KCOMWEL)於2009年5月駁回黃相基的申請,拒絕承認黃有美為職業病。原因在於三星始終以「商業秘密」為由,不予公開工廠內的環境和化學用品的具體訊息,因此職業病的判別便無所依據。職災認定被駁回,SHARPS只好被迫轉向司法體系求助。2010年1月SHARPS提出第一起三星職業病案的行政訴訟,要求撤銷「韓國職工補償及福利服務局」的決定。然而,SHARPS發現,辯護的檢方,不只接受政府付費,也接受三星的金援。
三星公然介入訴訟,揭露了在這場抗爭中,政府竟然和資方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受害家屬。事實上,與其說是政府選擇了這個立場,不如說三星這樣的資本巨獸,大到幾乎要把政府給吞沒。眾所皆知,三星集團是韓國規模最大的財閥,2016年營收 1,756 億美元,把韓國第 2 到第 12 大上市企業全加起來都還比不過三星,總產值佔全國GDP的20%。換句話說,在韓國每5塊錢的產值當中,就有1塊錢是由三星集團貢獻,相對於台灣最大民營企業台積電,其產值約只占台灣GDP 1.2%。
可怕的不只是三星在經濟數字上的宰制,而是更實際在各種面向完全掌控韓國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價值觀。外國人知道三星是一間環球巨企,但很難切身體會三星到底如何在方方面面影響國民的生活。韓國人可以在三星醫院生小孩,小孩在三星建築的住宅長大,裡面當然有三星的家電,小孩讀書用三星的電腦、手機,成績好可能得到三星獎學金。平日放假去三星的主題樂園及酒店玩樂;購物當然去三星免稅店,連衣服都可能生產自三星。長大了要去打工,即使不是在三星集團旗下的企業工作,但公司也可能是為三星服務。就算真的能在這些方面都避開三星,韓國國家退休基金,三星依然是最重要投資者。
如此龐大且「揚名海外」的資本巨獸,即便被稱為三星共和國,依然風風光光地成為韓國人民心中的驕傲。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三星的特權無所不在。例如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涉嫌賄賂司法人員,媒體不敢報導,檢察官不敢查,法官更不敢判,最後勞駕總統親自以特赦的方式了結。又如三星集團厲行「無工會政策」,想要組織工會的主事者往往受到資方嚴厲恐嚇、甚至是毆打綁架,韓國勞動部同樣只能無可奈何。更何況,在巨獸腳底下被踐踏的勞工就更加不被看見,甚至被認為是「成就偉大」理所當然的犧牲。
面對這樣全面的困境,黃相基的堅定更顯得難能可貴。2010年12月,三星甚至變本加厲派人到黃家,告訴黃相基:「希望你不要再和三星唱反調,而且行政訴訟對你也不利,很可能根本拿不到職災補償金,所以最好接受我們的錢,然後不要再抗爭。」面對威嚇及大筆金額的利誘,黃相基絲毫沒有動搖,堅定的拒絕了三星的提議。
抗爭七年來,儘管三星始終拒絕公開和SHARPS對話,也拒絕承認三星工作環境和任何職災有關,但是SHARPS依然透過各種管道調查,至2015年2月,有265個曾在三星工作的人患了職業病甚至癌症,其中101位死亡。截至2015年10月,因從事三星半導體晶圓相關工作而死亡的人數是76人,女性佔75%,大多數患上了乳腺癌、卵巢癌、白血病。在SHARPS的努力下,抗爭開始逐漸被大眾看見,受害家屬的故事被製作成各種文宣、海報、漫畫、甚至電影,然後越來越多的國內外媒體報導,各式各樣的人權團體、國際組織聲援。直到2014年5月,終於換得了三星副總裁在媒體面前的道歉和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