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事件低起訴 司法性別盲讓外籍看護工噤聲？

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庇護中心主任汪英達，舉該機構最近收容的個案為例，認為檢察官的不起訴處分必須受到公評。他說，有一位服務個案A小姐，在去年第三度被雇主性侵，雇主宣稱是合意性交、A小姐說是被性侵，這種情況下，檢方應該寫「雙方說法不一」，但檢方卻只採信雇主說法，對A小姐說法隻字未提。

另外，加害人要求被害人口交，檢察官質疑A小姐，為什麼不咬對方生殖器？汪英達批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真的咬傷對方，恐怕會遭痛打、甚至殺害。檢察官認為被害人必須做這些冒生命危險的行為，才能證明是非自願，「真是荒腔走板。」

汪英達也說，檢察官最後不起訴，他們請律師提出再議，結果高雄高分檢竟然幾周內就駁回，理由幾乎照抄檢察官的說法，「根本是官官相護」。他質疑再議制度無法發揮功能，他們現在只能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但成功機會不大。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紀惠容也表示，從過去案例中，還可以發現檢察官的許多問題，例如質疑被害人遭受性侵後，為何繼續與被告同處一室？是質疑被害人為何沒有神情焦慮、表情害怕？但事實上，移工去通報性侵，會擔心沒薪水，也有被害人覺得身在異鄉，必須表現出堅強，於是繼續留在被害的環境。還有檢察官質疑被害人有手機為什麼不向外界聯絡，卻沒有考慮到被害人怕失去工作、身在異鄉也不知道可以相信誰、又擔心被外界知道、感到羞恥，所以即便有電話也不知道可以跟誰聯絡。紀惠容認為，這些司法人員對於性侵受害者的迷思，都忽略雇主與移工的權勢關係。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教授林志潔也認為，司法人員有時會覺得被害人應該躲在家裡哭、有時又質疑被害人為何不勇於報案、抗拒，「被害人太強也不行、太弱也不行，到底怎樣才符合期待呢？」她認為司法期待的被害人其實根本就不存在。

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李佳玟也呼籲，在不起訴書或其他文件上，不要暗示被害人說謊，比較好的作法是，可以寫因為欠缺足夠證據起訴、定罪，讓被害人了解這是司法的侷限，但如果暗示被害人有誣告情形，會給當事人更大的傷害，也讓移工覺得台灣司法是不公平的。

受邀出席的法務部檢察司科長游麗鈴表示，法務部這幾年已不斷對檢察官、檢察事務官、書記官等司法工作人員，舉辦關於婦幼保護、性別平等的研習會，還會鼓勵同仁參與訊驗課程，希望能提升司法人員性平意識。至於個案部分，在無罪推定原則之下，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證據，因此很遺憾只能用現行救濟程序做處理。

立委尤美女說，她知道法務部已經有辦相關培訓，但是對於性別盲、性別迷思的內容，還是可以再加強。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專職律師黃盈嘉表示，加拿大曾發生過有法官質問性侵被害人「為何不把腿併攏、讓自己不被性侵」，並判被告無罪，最後在輿論沸騰下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