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2日,當挪威首相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左圖)接到政府辦公大樓爆炸的消息時,他正在家中草擬隔天將在于托亞島勞工黨青年夏令營發表的演講稿。史托騰伯格當下的直覺反應,是認為事件被誇大了,冷靜不驚慌是挪威人的性格,何況挪威一直是個平靜安寧,與暴力犯罪絕緣的小國家。直到沒過多久,于托亞島的槍擊消息緊接著傳出。
死傷慘重,人心驚惶,救援活動尚未結束,警方調查不及進行之時,全球媒體已經開始揣測兇手的身分和目的。自2000年美國911事件以來,恐怖攻擊的發生被歸咎於特定宗教激進人士好像已經變得理所當然。果不其然,眾多歐美媒體率先質疑兇手是阿拉伯地區的伊斯蘭教徒,並以此為方向報導。奧斯陸街頭也立即發生幾起規模不大,而針對中東裔居民的報復行動。
史托騰伯格對緊急記者會的演講內容沒有太多時間考慮,但他以挪威首相身分的發言將會為這此事件定調:挪威將如何面對恐怖攻擊,國家的政策會走向什麼方向。
這段演說,適時降低瀰漫在社會中的恐懼和猜忌,穩定了人民的情緒,也對接下來挪威面臨的各種挑戰訂下了準則。史托騰伯格在事件後續的態度和行為,時時引導著挪威社會面對創傷,不致在恐懼和憤怒中迷失了原本的價值。
事件發生後初期,挪威全體人民將重點放在被害者。人民相互幫助,哀悼逝者並寬慰被害者家屬。集體的追思活動,讓人民能適時宣洩情緒,達到集體療傷的效果。每一位罹難者的喪禮,都有政府官員到現場致意。挪威政府也基於本次事件的規模,增加對被害人的補償金。
挪威皇儲哈肯也立即拜訪奧斯陸清真寺,參加為受難者祈福的活動,並對真相未明前淪落為代罪羔羊的伊斯蘭教徒致意。
這其實也是史托騰伯格對722事件從一而終的態度。他的公開演說總將被害者放在首位,至於行為人布雷維克,史托騰伯格鮮少公開對其的意見,甚至坦承自己對他的處置沒有太多興趣,於審判期間也不曾密切留意審判狀況。
史托騰伯格的作為與其他國家元首大異其趣。例如,美國1995年發生的奧克拉荷馬爆炸案,當時的總統柯林頓向媒體表示,當他看到案發影像,他憤怒得想要擊破眼前的銀幕。媒體也屢屢報導總統看到被告提摩西‧麥克維時的憤怒神情。
挪威的團結從來不是建立在對特定人的憎恨,而是史托騰伯格再三強調的民主和法治價值:史托騰伯格認為自己的職位既是首相,就不該越俎代庖對司法權表達意見,他尊重並信任司法人員的專業能夠對行為人的罪責做出最適切的判斷。
因此,挪威民眾面對犯罪,他們感到憤怒,但對司法抱以高度信任,認為社會不會再因布雷維克而受到威脅,若布雷維克果真的未來被釋放,屆時他也必定經矯正署專業把關,在被確認對社會毫無危險的情形下回歸。因此,挪威社會上並沒有出現對刑罰太多質疑或熱烈討論。絕大部分對名義上的21年最長刑期感到憤憤不平的,其實是來自國外的聲音。挪威人甚至對密集出現的布雷維克相關報導感到不耐。例如,當挪威每日新聞(Dagbladet)連續四周將布雷維克的照片和消息放在頭版,社會發起了抵制該報的活動。
史托騰伯格在事件過後,持續實踐著對國民的承諾,挪威原本的開放不會因此改變。位於奧斯陸市中心的國會的大門對所有人敞開,沒有過多的安檢;挪威對CCTV的使用與其他國家相較,仍然偏低。史托騰伯格沒有增加隨扈,即使勞工黨黨主席暨挪威總理的身分讓他成為布雷維克主要暗殺目標之一,政府大樓的爆炸案可說是針對他而來。
史托騰伯格的堅持,是為了政治人物和人民零距離的的北歐傳統,儘管這一再受到挑戰,無論是挪威的722事件,或是鄰國瑞典的兩次慘案:1986年,瑞典首相帕爾梅與夫人於電影院返家途中,在街上遇刺。當時,瑞典的政治人物在進行私人行程時,不會有安全人員隨行;2003年,外交部長林德於商場購物時被一名男子殺害。 這些事件從未被遺忘,但史托騰伯格在內的北歐政治人物固然因此更為謹慎,但同時不願因此加深政治人物和社會大眾的距離,平等和開放在他們的心中值得如此堅定地捍衛。
挪威如同史托騰伯格的宣示,維持民主和人道,但絕不天真。挪威畢竟不可能完全維持案發前的狀態。挪威的反恐法及相關法案的確於事件後受到修正,但沒有任何急就章的倉促修法,而是如同挪威所有修法程序,經過嚴謹的研究和討論完成。
在社會療傷之後,責任的釐清是接下來的工作。史托騰伯格總理對交由司法權處理的,案件行為人布雷維克的罪責沒有興趣,他追究的是行政權,也就是自己的責任。挪威國會任命十人組成的722事件獨立委員會,包含各領域專家,甚至有來自芬蘭和丹麥的專業人士。委員會的目的是針對722事件做廣泛的實際考察,以了解事件的前因後果和所有細節,並檢討事件當時,政府對危機的臨機反應和處理是否適當,以避免再發生相同悲劇。
委員會的於2012年8月公布的報告顯示,警方的反應不足,和安全措施的不完善,造成事件的傷亡擴大。此外,挪威在槍枝的管制措施上也有不足之處。史托騰伯格對於政府危機處理的致命錯誤公開道歉。
報告結論像是狠狠打了執政黨一巴掌,但這就是挪威人處理問題的方式,務實,並勇於承擔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自2012年開始,勞工黨的支持度持續下降,到2013年的國會大選,勞工黨將政權拱手讓予右派的保守黨。令旁人不覺意外:政治立場極右派的布雷維克造成了722事件,似乎不影響挪威右派取得政權,勞工黨也未利用慘案讓民心向其靠攏。但另一方面,挪威人民也並未完全因為調查報告而徹底喪失對勞工黨的信任。
根據挪威媒體的調查,主要原因是挪威人民認為勞工黨已經連續執政兩屆,政策難免僵化,理所當然是政黨輪替的時機。挪威長久以來的聯合政府,也某種程度確保了無論何黨執政,國家政策不會有過分巨大的變動。
現今,反恐運動已成為各國關切的議題,人們對於恐怖攻擊焦慮、恐懼,對因此付出的代價渾然不覺。以美國為例,從奧克拉荷馬爆炸案以來的反恐法案或是911後的愛國者法案,接大幅提高警察權限,屢屢危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及隱私權等基本權。至今,美國已花費數兆美元在反恐工作上,但美國甚至並未因此變得更安全:美國每年6000起謀殺案未破案,各州平均有35%的未決案件。
而挪威,即使失去了太多無可取代的生命,而療傷也仍在進行,但仍沒有因為722的恐怖攻擊變成一個充滿恐懼的國家。
史托騰伯格帶領著挪威,向全世界證明,面對恐怖攻擊,可以有不同的面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