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 Ivan 是一名來到台灣念書的大學生。反送中聲浪開始時,他抱持「為香港出一份力」的心態,在6月12日特意訂了機票,回到香港。那是他第一次走上前線參與示威行動。當時身處金鐘的添華道,只知道跟隨其他人一起跑。期間也衝破警方的防線。
香港人會以實際行動將示威者分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簡稱:和理非)及勇武激進派。Ivan 表示,他曾經是和理非那派,將所能想到為香港好的行動都做了,包括連署、捐錢、遊行和建造連儂牆。但隨著人民一次次上街,始終得不到特區政府對訴求的正面回應,他慢慢轉向勇武激進。每有遊行,就堅持留到清場,與同伴一起和警察對峙。
反送中聲浪一波波,多數民眾似乎不傾向以勇武激進表達訴求,所以勇武派並未達到預期效果。不過在 Ivan 眼中,衝擊行動是瞄準「政權」,透過正面對峙向政府施壓,讓他們明白他們的生命也同樣會受到威脅。
在衝擊現場,部分勇武派示威者會丟磚頭和汽油彈。雖然沒有跟隨採取這樣的行動,但 Ivan 選擇作為保護、掩護他們的角色,一起面對警察。他說,這些站出來的人都很勇敢,每次的衝擊行為都必須做好心理準備,可能換來警察以槍枝瞄準自己的下場,或者面臨被捕後的生命危險。
Ivan 也提及,在現場可以感受部分同行人的仇恨情緒,「可能朋友被捕、也可能曾經在一場運動被警察一棍打在頭上,所以他們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而回歸行動的初衷,他認為自己的信念始終對準「政權」。
反送中行動雖然沒有號召平台,但前線仍有不少有經驗的示威者擔任指揮角色。Ivan說:「在槍林彈雨之中總會有人站著,提醒我們要注意什麼,什麼時候該趴下。」
然而,這些熟悉的面孔卻逐漸在街頭消失。Ivan 猜測可能大部分被警方拘捕,或有所顧慮而不再出面。「每過一段時間,前線就有人被抬走,也不知道是射中了還是受不了催淚煙,也有人累到要幾個人把他抬走。」如今指揮運動的角色空缺,亦為行動推進增加困難。
佔領立法會的7月1日至8月初,三罷運動期間,Ivan 眼中的前線示威者合作漸有默契,也較能看見勇武抗爭的效果。然而最近他們選擇以游擊方式抗爭,警方的策略隨之轉變,從原先留有空間與示威者對峙,轉為迅速抓捕。
「這幾次開始打游擊,地點不斷換來換去,策略上連自己都覺得混亂,亂到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麼,開始覺得為什麼又會倒退,變成像612大家第一次上街的那種感覺?」Ivan 嘆息,「以前講『要救人、落單的一定要抓回來』,最近卻很少看見有人去救被警察抓住的示威者。」
7月28日上環衝突,Ivan在現場,那是目前至今讓他最恐懼的一次行動。他形容當天像電影《敦克爾克大行動》場景,警方在行人天橋上開槍。他們涉及生死的行動,往往得在一分鐘內決定策略。
行動至今,Ivan表示,雖不認為香港能輕易爭取到民主,但希望香港警察能得到應有的懲罰。他拋出質問,「當所謂的警察拿著的武器可以了結一個人的生命的時候,可以隨便開槍嗎?」
8月12日,警務處副處長鄧炳強在例行記者會上承認警務人員會在示威現場「喬裝」成不同人物。Ivan 指出,警方利用心理策略將示威者逐一擊破。先是粗暴制伏女性,令女性群體恐懼;再通過臥底和拘捕恐嚇前線示威者。「我們現在很怕,不知道自己身邊是人是鬼,在對峙的時候,有時對看都能看出大家眼神中流露出恐懼。」
Ivan 的家人時時提醒他,「每一次風險都大,是機率的問題而已,這次僥倖能回來不代表你下次也能回來。」而他也一再詢問「隊友」能否承擔被拘留48小時的折磨、甚至被控暴動罪要面臨十年的監禁。走出來的他們,必須考慮行動可能的後果。他說:「出去的都預計會犧牲,但不想連累家人。他們支持我,但不代表要拖他們下水。」
至此,Ivan 對香港未來失望,也曾一再尋找離開的機會。尤其面臨社會不同聲浪時,心中難免氣餒。「當你跳出同溫層就會想,我們真的自私吧?沒想到其他立場香港人民的感受,就自作主張幫他們爭取民主自由。」
但最終他還是回到了一切行動開始的理由:對於這片土地無法放下的情感以及必須捍衛的底線。「如果真的很生氣,不出來不行的話,還是會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