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菜也能談民主 維權人士寇延丁談草根生活

「底線是用來碰撞的，可能性都是在做的過程中踐行的。」寇延丁語帶堅定地說。

2012年，寇延丁出版《可操作的民主：蘿蔔規則進村記》，在沒有自由民主的中國，被眾人誤以為是愚人節的笑話。然而，這本書後續被中國政府採購，有關部門更將書中所提的議事規則應用於城市的基層治理。2014年，寇延丁因聲援香港佔中運動被捕，言論和行動自由受到限制，但她在節目上說：「即使是那些抓我、審我的那些人，他們也同樣面對現代生活系統對人的剝奪。」

從中國到台灣，寇延丁持續地用自己的生命碰撞底線。對她而言，爭取自由民主並非只是為了自身利益和自己的後代，而是為了身處在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生命與未來。

議事規則之於民主 投票並非是民主的唯一體現

《可操作的民主：蘿蔔規則進村記》記錄作者寇延丁、袁天鵬以及楊雲標，三人於西元2008年在中國鄉村推廣議事規則的過程。書中運用淺顯易懂的語言和親近人心的故事，忠實呈現三人在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議場上各個角色的盲點，以及促進平等討論的策略與方法，藉此拉近議事規則與大眾生活的距離。

在中國鄉村推廣議事規則的過程中，書中的兩位主角⎯⎯⎯袁天鵬和楊雲標，由於出身和求學經歷不同，各有自己的堅持和立場。袁天鵬是海外留學歸國的學生，在乎著民主和規則理論，代表著「洋理念」。楊雲標則是中國農民、中國首位農民協會的發起人，他象徵著中國現實需求的「土問題」。

看似極端的兩人所追求的本質，其實都奠基於對平等和權利的想望，寇延丁說：「看似兩個端點，事實上都有根本的需求。」

提及議事規則的重要性，寇延丁說：「一般人提起民主的時候，我們很自然地會聯想到選舉制度。」她認為，投票作為一種二選一、非黑即白的「選擇」，其實是民主實踐的尾端。如何在選舉甚至日常生活中，保障每個人的權利、尊重每位參與者的表達，並透過議事規則促成有效及充分的討論和溝通，最終達到眾人有所共識的方案，才是有效的民主。

「不是穆罕默德讓山過來，而是我要到山那裡去。」

「我提醒自己要適應鄉村思維與鄉村習慣，不在無謂的細節上捍動鄉村習慣，我們要做的和鄉村大相逕庭，要換一個鄉村話語的型式。」

書中這段話最簡單的體現，便是將「羅伯特議事規則」稱為「蘿蔔規則」，將生硬的專有名詞「接地氣」地轉化成農村話語，創造出農民能理解並認可的共同語言，創造溝通的基礎。

寇延丁坦言，「我們任何的願望，包括民主自由這些願望，都是要植根於現實才有生命力嘛。」她口中的「現實」，便是如何將「自由、平等、正義」，這些聽起來崇高、菁英化的名詞，被農村對街的媒婆、叔公們所接受，甚至應用出來，關鍵點便是寇延丁所說的：「不是穆罕默德讓山過來，而是我要到山那裡去。」從改變自身的主觀信念開始，用他人熟悉且能理解的方式和語言，促進對話。

從領袖、權威再到威權 議事規則成根本解方

議場上的討論與爭執，經常只有一線之隔的差異，以強勢的態度與話語壓制並說服他人，最終也有可能淪為威權的展現。

「我發現在台灣有很多小蔣總裁，在中國有很多小毛主席。」寇延丁提及她近年的感觸，不論在政壇、社運圈或學術領域，經常有領導者從領袖走向權威，最終成為威權的例子。一切起因於開會或討論之時，若疏忽其他參與者的表達權利，反而將思想統一於一人身上，就會產生此種結果。

然而，領袖成為威權的原因，並不一定僅出於領導者，寇延丁指出，「很多時候，領導成為威權，也有的時候是出於人民一方，因為人民不願承擔責任。」民主帶來權利的同時，公民也有必須履行的責任，每位參與者需要對自己的公民責任負責，若因棄權或擺爛導致威權的產生，公民也需承擔後果。

而從根本避免領袖成為威權的方法，寇延丁將答案回歸於議事規則，她說：「怎麼樣才能防止從領袖到權威到威權？它不是靠著哪個領導英明偉大，而是以議事規則制約權力、保障權利。」

《親自活著》 從食物自主體現自由

寇延丁的另一本書《親自活著》，將封面與封底攤平，可見「自由」的字樣藏於其中。2016年寇延丁來到台灣生活，入住宜蘭後，她從親自務農、生產、烹煮等食物自主的過程中，開始體會並找到真正的自由。

「看上去我們作為消費者拿著錢，我們有一百種選擇，但在這一百個品牌後面，都是同樣的政府權力、資本權力、科學權力這樣的權力系統，我們是被層層控制的。」寇延丁認為，藉由培養自己動手的習慣，避免工業化的加工以及背後附加的權力系統，於此同時才能重拾生活的權利，並從食物自主體現真正的自由。

從台灣返回中國 寇延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國家和宿命

節目播出後，寇延丁將從台灣搬回中國，她也在節目上形容居住於台灣的時光，「在這邊的生活非常好，而且對我來說是有點太好，我說我這一生沒有過過那麼幸福的日子。」寇延丁感嘆，台灣自由、開放、包容的環境，讓她擁有務農機會，也能從中實踐自己的想法，她更表示，「這（住在台灣）不是在追求幸福，這就是幸福本身。」

而被詢問到回去中國的理由，寇延丁說：「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國家吧！不管中國怎麼變化，或情況怎麼糟，我們都要面對一個共同未來。」

在寇延丁心中，生長於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都在面對相同的未來，不論是那些曾經拘禁、審判過她的人，也依舊在陳痾的權力系統中倍受剝奪。這也是寇延丁認為自己必須回去的原因，自從出版《可操作的民主：蘿蔔規則進村記》後，過去曾被視為不可能的標準一一被打破，影響也持續在發生。

最後，寇延丁坦言，自己對於回去中國心中仍有擔心跟害怕，但她願意相信自己的宿命，同時也相信，「路是人走出來的，還是要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