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窘途

在那場弔詭的說明會中 ( 之所以弔詭，是因為疑問為什麼部落說明會不是在部落裡舉行？而是鄉公所？)，我被推舉為調查與標記工作小組的成員之一，心裡的OS是：看來計畫是勢在必行，不如從中參與去堅持所該堅持的。

七天的遠行，沉重的不是雙肩上所揹起的登山包，而是裝載著來自部落群族人期待與嘲諷等量的心情行囊。

在一場部落群會議、兩場工作小組會議之後，時間來到了啟程出發的日子。調查與標記工作小組一行五人，揹著期待和嘲諷相等重量的心情行囊，向著熟悉又陌生的山林前行。

整整七天，隨著領路耆老們循著先祖的軌跡，沿著日治時期的警備道路，跋山涉水，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稜線。在這片曾經被文明征服的原始山林裡，我發現，現在有比傳領爭議更嚴重的事。

按照傳領劃設的遊戲規則，我們必須親身到過傳領該地做標記。我也深刻認為親身走進，未曾到過的先祖生活領域，我們才能夠真正覺察傳領對我們的意義。但眼看著領路的耆老們體力大不如從前，我驚覺耆老們的急速凋零，我開始擔憂用來證明我們傳領的證據可能的消失。

真正的證據，就是這些還能走的領路耆老，因為只有他們知道，傳領在哪裡？誰住過哪裡？發生過什麼事？從山林回到部落之後，內心在傳領爭議及憂心耆老們的凋零而失去了證據之間，來回的掙扎。面對3月30日即將召開的原住民族基本法推動委員會的第五次會議，我應該持什麼樣的立場，才能無愧先祖？

投身在不完美中，追求完美，是否也是追求完美理想的同路人？不再拘泥於紛爭，我們能真實的到訪傳領，盡性情記錄一切，盡全心挖掘先祖的生活樣貌，然後在未來的日子裡，盡全意流傳後代。雖然，劃設辦法是那樣的不完美，但它還是有陳述我們歷史的空間及基本的資源挹注，於是我知道我必須先支持《原住民族土地及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