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們無法團圓的圍爐夜

每逢農曆新年前夕，與家人團聚的各種「不得已」與「禁忌話題」總能在網路上快速累積著點閱率和瀏覽人氣；我們也許聽膩了街上每年重複的新年歌曲；也可能厭倦採辦年貨及大掃除這種累死人的工作，或抗拒著要和久未聯繫的親戚陪笑臉。但是，有一群人，這些我們習以為常或早已生厭的年節氣氛，他們即使想要，卻總是無法過上這樣的新年。他們，是遭受司法誤判的無辜者。

身陷囹圄的無辜者，平時只能在不到一坪的狹窄會客室中拿著電話、隔著鐵窗與玻璃，與家人「見面」十五分鐘；如果遇到監所唯一開放假日接見的時間－只有每個月第一個週日－因為接見人數過多，見面時間時常連十分鐘都不到。若無辜者原為家庭重要經濟支柱，被冤案留下來的家人勢必需承擔起家中的經濟重擔及無辜者在監生活的開銷。工作，讓無辜者家庭時間被壓縮也疲於探監。

過新年　吃年菜

監所展示受刑人的每日餐飲內容。(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提供)

只是，並非每位無辜者都有家人能在春節期間辦理接見。在監的無辜者每逢春節前夕雖然可以申請會面懇親或電話懇親，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或願意申請。

「我來（會面）懇親看我老公啊，但實在太遠了，只好提前一天下去，在監獄附近找個有公車能到的旅館，和我小姑先住一晚，才能趕上隔天早上的會面懇親。」

六十六歲的無辜者阿忠哥（化名），已在監獄超過一千多個夜晚。他與太太攜手相伴了四十年，不論工作或休閒都在一起，卻因為一場冤獄一夕間相隔百里。阿忠哥每次只要一提到與太太分離，他就哭紅了雙眼。每次的夫妻相見，太太必需凌晨三點起來做菜，五點出門，搭公車再轉客運，探視完返家通常都已是下午四、五點。為了十五分鐘的接見就必須耗掉一天的時間。

也因為如此，「相見不如懷念」，無辜者阿山兄總說：「我都叫我太太不用太常來看我，反正日子就是這樣。」「反正我也沒希望了。」

過年，過完一年是一年

祖孫三人同行，但監所規定一次接見只能兩人，無法見到爸爸的大女兒在接見等待區寫信給爸爸。(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提供)

除夕夜缺席的家人

寶哥（化名）因冤案被判近六年有期徒刑。案發迄今已十二年，寶哥選擇司法不服從，已逃亡六年，家人音訊全無。

「在我哥哥人生最精華的時間，他遇上了這場冤案，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曙光何時能照到我哥哥？」

寶哥在二年內失去了雙親。定讞前一年，媽媽每晚抱著他的判決書，哭著在椅子上睡著，有一晚心臟不堪負荷，正值壯年的媽媽驟然離世，隔年爸爸也因病相繼過世。

「那年，警察找上我家，晚上九點多狂按門鈴，說要找我哥，我哭著和他說，我們家已經被逼到沒有退路了，拜託你們去查一下就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我家已經四分五裂，我根本不知道哥哥現在人在哪裡。」

每年的除夕夜，寶哥的妹妹阿庭（化名）幾乎都會在網路上思念早逝的父母及不知身在何處的哥哥。司法不服從是條沒有盡頭的路，除非哪天冤案平反，否則家人怕是難再見上一面。遺憾的是，今年又是一個無法團聚的除夕夜。

無辜者阿金蹲了十九年的苦牢，媽媽在他出監前已經離世。媽媽逝世前患了失智症，每天坐在屋前的長椅說：「啊，明天新年阿金就要回來了，我要做菜給他吃。」日復一日，但媽媽始終沒有等到兒子回家過年。十九年後，阿金終於回到爸媽住的木屋，誰知才隔兩天就送走了爸爸。「他像是撐著最後一口氣再等我回來一樣。」阿金說。尚未洗刷清白的阿金，在淒風苦雨的木屋中送完爸爸最後一程，從今往後，他再也沒機會和爸媽一起過新年。

一樣過年　兩樣情

阿水的媽媽手上布滿長短不一的傷痕。(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提供)

不談新年願望　只求絕望處仍有一絲希望

如果有人問無辜者或家人有什麼新年願望，我想十之八九會說「希望冤案早日平反」。只是，冤案的平反往往是條崎嶇難行的道路，而且這個願望的實現於否與許願者本身的努力程度一點關係也沒有。新年新希望，對無辜者來說也許是最沉重的一擊。

當阿水幾次幾乎要被對家庭的無能為力所擊潰，被留下的家庭照顧者臉上，布滿了憂愁與擔心，如同她臉上的深深的皺折，每一個皺折，就代表了一個難以向外人道的辛酸。從第一次見面、第二次見面，到見面已經成了一種「習慣」後，我們慢慢看見皺紋跳起了舞，在眼角與上揚的嘴角邊，對我們來說，這是最動人的時刻。如果我們能守護一點什麼，希望是一抹不經意的笑容，及一顆不放棄的心。

「台灣辜者行動聯盟」正式成立於去（2019）年三月，是台灣第一個專責提供遭受司法冤判的無辜者與家庭所需之社會福利與工作的非營利組織。在與無辜者及其家人並肩同行的路上，我們很清楚地知道，任誰也無法取代無辜者在家庭中的角色、無法在除夕夜陪所有無辜者家庭圍爐。然而，在無數次的監所訪視與家庭關懷中所建立的信任關係與穩定陪伴中，我們或許能讓無辜者及家庭成員在絕望處找到一線生機、讓無辜者知道社會並未忘記他，即使路途遠了點，都有人願意相信他，陪著他走下去。好好活著，不過新年沒關係，但我們一起走過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