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制度剝削及社會歧視才是防疫漏洞

2月26日，新冠肺炎第32例確診，患者為一個逃逸移工，外籍移工突然又成了台灣社關注的焦點。過去的經驗，台灣社會關注移工，通常只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宣傳著台灣社會對移工的友善。另一面向，也是最常出現的面向：重大工安意外、社會事件、外交困境等，移工馬上成為眾矢之的或社會問題解方。國道六號工安死亡六名逃逸外勞，不討論國家建設層層外包，解決方法是查緝逃逸外勞；阮國非遭警察九槍打死不討論警方用槍、人力不足及設備問題，用查緝逃跑外勞回應與論壓力。或是最近因為新冠肺炎菲律賓政府一度限制台灣入境，政府也公開表示，不排除凍結菲勞來懲罰菲律賓。不論是工安意外或是此次有逃逸移工確診，政府從未檢討政策上對移工的剝削，永遠只有查緝逃跑外勞、凍結外勞引進的作法，規避制度上剝削移工的事實，用查緝來證明政府有作了什麼安撫民心。

自1989年開始，台灣引進外籍移工31年，因為移工政策對勞工的剝削：高額仲介費、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看護工無法令保障等，間接促成了移工藉由逃跑想辦法讓自己及母國家人生存下去，而這些逃離剝削的工人，部分填補了台灣長照的不足，在家庭或醫院間照顧重症病人。部分進入底層的勞動力市場，以低廉的薪資承擔重體力粗重的工作。台灣社會談論逃逸移工，時常出現的說法是，這些人是吃不了苦為了賺錢才逃跑，好像是移工需要台灣給他們工作。實際上，是台灣社會先存在著廉價勞動力的需求，逃離剝削的移工才有工作可找，沒有需求就沒有市場。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多數不在意這些人的生存處境，加上因為台灣社會的需要，對於醫院、市場、農地存在的移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靠移工解決台灣的人力短缺。今天一個非法看護在工作過程中，因照顧未知的新冠肺炎患者被感染了，台灣社會又群起攻擊逃逸移工的非法身分，批評這群人是防疫漏洞，必須查緝限制行動，甚至在假日移工少數可聚會的台北車站大廳，祭出不可席地而坐的禁令，整體的移工社群成為眾矢之的。這個被照顧者感染的移工了，在台沒有社會親屬網絡支援，為了台灣的防疫她被迫曝光她的社會網絡，同時承受「非法」工人標籤帶來的社會歧視遭受譴責。

在32例確診後的防疫直播記者會上，記者不斷詢問如何面對移工的防疫問題，當時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移工是勞動部的權責。不出所料的，勞動部提出的作法，是查緝逃逸移工，要醫院查核陪病者及看護的身分證件，發現非法通報處理。這個作法立刻遭到陳時中反對，表示重點是「陪病的安全」與「陪病的訓練」，而不在於外勞是合法或非法，若是在這時候通報處理非法外勞，會造成病人無法獲得照顧，缺口要由護理師來補。陳時中的發言正是證明了移工彌補了長照人力的空缺，因查緝讓她們不敢出來工作，勢必會增加第一線防疫照顧的護理人員的工作負擔，防疫人力可能因為查緝而崩盤。勞動部的做法無法解決問題，還會導致逃逸移工躲藏的更隱秘，擔心逃逸身份曝光，真的有感染症狀也不敢出來處理。

承平時期我們可以不用去面對移工對台灣社會的協助及貢獻，但當疫病來臨，我們要如何面對這群默默撐起台灣長照的勞工？我們希望他們被嚴格管控，因為不能掌握行蹤，可能造成防疫漏洞。但我們又無法否認，一個個非法或合法身分的移工，就站在防疫第一線，照顧著台灣老病殘，該被責怪的不是這群移工。我們必須去質問長照制度為何讓我們的老病殘得不到足夠的照顧，移工只是在可能的社會夾縫裡求生存而已。他們過去因為政策的剝削進入廉價勞動力市場求生存，當重大事件來臨，又變成政府口中防疫或是社會安全的漏洞，種種批評對移工是非常不公平的。

面對目前防疫的難題，政府該拿出的方法不是查緝。第一時間應確保防疫資訊能無時差地告知人數破百萬的移民/移工社群；針對逃逸移工必須要公開的表態不論合法與否得到的醫療不會有落差，同時搭配特赦逃逸身份（不因逾期居留而將其遣返），才能讓移工有更高的意願配合防疫政策。再者，移工的工作條件多數是工時長休假少，大部分身分證件都被雇主及仲介扣留，不可能去排隊領口罩，雇主應負起提供防疫設備的責任。病毒不會挑選國籍或種族，標籤化特定族群無助於防疫，批評譴責歧視才是讓原本就生存在社會邊緣的人，躲藏隱匿的更深，成為「防疫漏洞」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