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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議題 教育校園教官

【那些年的校園監控】連《史記》都會被和諧!帶起地下刊物風潮的反叛青年-吳豪人專訪

校園教官 2016.08.11
張方慈 胡醴云/台北報導
1986年後,日趨成熟的社會運動力影響原來封閉的校園,各校學生開始組織地下社團,發行地下刊物。記者專訪當時帶起這股風潮的政大《野火》創辦人之一、現任輔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的吳豪人,透過吳的經驗呈現1980代戒嚴時期的校園監控,也看當時學生如何與校方、教官交手,挑戰威權體制的言論管制。

我大學畢業那年才解嚴。一般想像中的大學應該是教授治校、學生自治。但戒嚴時代不是這樣,校長由教育部指派,有一群黨工系統進駐到校內,負責監視老師和學生。戒嚴時代教官只是控制思想的其中一股勢力,一般學生最容易接觸到的是課外活動組,他們毫無例外屬於黨的特務系統,就是抓耙仔,國民黨把對學生的監視形成一種文化。

大學時期國民黨的作法是,你不要積極愛國,你只要消極去玩就可以,所以大學教官的角色比較模糊。那幾年變化很大,大家經驗可能都不太一樣。1987年我畢業去當兵,還被操得很慘,當年蔣經國就死掉了,88年換羅文嘉進去,已經沒有問題了。比較一樣的是高中時期,會深入到你生活所有,讓你自己形成一個警總也是在那時。

軍訓教官真正影響學生也是在高中,那時教官無所不管,新生訓練完教官就發入黨申請書了,搞得當時的學生以為這是入學手續之一。教官可以管你全身上下,管你穿著、講話、思想,但是他能教你什麼?他能教的只有軍訓,教你立正站好這些軍事體操動作。教官也不是高中老師,我們完全不了解他為什麼可以在校園出現。

我高中前未受啟蒙,還是愛國少年,國三時發生美麗島事件,我們在電視上看到施明德被抓,還罵他是混蛋。我爸是經歷過日治到國民黨、講中文還有日本腔的那種人,當時他在旁邊只說了一句「可憐」,我們就不跟他吃飯了。

文字獄再現:威權體制的言論審查

高中在建中擔任校刊(建中青年社)主編,開始接觸政治,就不一樣了。當時社團要找指導老師,登山社找會爬山的、空手道社找會空手道的,我們編校刊要找誰?學校找一個教三民主義的。後來我們知道這些人都是國民黨的打手,而且還有審稿制度。我很不服氣,你要幫我看,你應該證明你有能力,比如學長幫我看,我可能沒話講,為什麼要給訓導主任、主任教官看過。

那時候寫什麼都容易犯國民黨禁忌。有一期封面由我設計,我仿照「挑燈看劍」的典故,去跟國術社借一把劍、隨便選一本線裝書,翻拍成「劍挑蠟燭看書」,結果照片送審竟然沒過。教官跟我說,我選的書有問題。我一看,那本是「史記」。我很驚訝,史記有什麼不好?教官說不行,史記是一本謗書,司馬遷整本書都在批評現狀,罵漢朝罵得很兇,我們這樣用,有借古諷今的嫌疑。我問他,課本不是也用史記當選文嗎?他告訴我一個秘辛:當時課本教的是荊軻刺秦王,再早十年其實是看史記的太史公自序,結果國立編譯館裡面把自序編進課本的人,就被國民黨整肅了,因為他很明顯是在借司馬遷的嘴罵現在的政府。我聽完簡直對國民黨另眼相看,他們現代知識很落伍,但對宮廷鬥爭、羅織文字獄的功力非常高深。

同學仗義反思想審查 教官迫入黨「改過自新」

當時台北市每年會針對高中生舉辦時事測驗,其實就是思想忠誠度的檢查。一張考卷發下來,有一百個最近發生的時事,要你寫選擇題。打個比方說,「馬總統即將退休,請問馬總統對中華民國的貢獻?」答案可能只有「貢獻很大」、「貢獻非常大」、「貢獻大到不能再大」可以選。結果有一次,測驗完兩天,教官來我們班說:「你們班的人出大事了。」原來班上有一位比較有正義感的同學,整張考卷沒作答,只打了一個大叉,上面寫「窮極無聊,不予作答」,還簽上自己的名字。結果教官打電話到他花蓮老家,告訴他爸媽:「你家小孩在台北出了大事,很危險,你們最好上來。」同學的父母是鄉下務農人,聽了馬上趕來。最後怎麼解決?教官要求同學入黨,就算重新來過。那時候同學恨得要死,差點要打教官,但我們勸服他,因為他爸媽什麼都不知道,其實很害怕,最後他只好順從。在這種情況下入黨的也有,這時候教官不是要當業績,他就覺得他羞辱了你。

當少數人開始要把整個國家變成黨化教育的時候,一個真正的人就應該打個大叉、說「窮極無聊,不予作答」。可是你做對的事情,現實上就必須要面對一些後果:要嘛教官就把你天真膽小的父母嚇得心臟病發;不然就是你為了不讓父母擔心,只好吞下更大的羞恥,比如必須加入他們。如果你是比較容易消沉的人,藉由入黨,你可能就很看不起自己,最後什麼都不管,甚至忘掉你真正該厭惡的是對方。要不然,你可能後來發現,跟他們站在一起蠻方便的,黨證很好用,最後你就徹徹底底變成他們那種人。

大學公開悼楊逵 編校刊呼籲教官退出校園

大學上了政大,黨校黨官多,教官只能算「小咖」,所以我們基本上和教官相安無事。不過教官叫我不要去上軍訓課,說我會影響士氣。教官也會突然跑到我們住的地方想和我們聊天,表面上來和我們稱兄道弟,其實是想探查我們什麼時候會有行動。

大二時台灣文學作家楊逵過世,我們發現沒有人紀念他,覺得很不應該。我們就去找當時的學代會主席,跟她說楊逵是很具代表性的作家,學生應該哀悼他。學代會主席不疑有他,就做了很大的布條貼在四維樓。這下不得了,學代會竟然悼念一個在綠島關了十年的政治犯,隔天她就被學校約談。回來後她氣得跑來罵我,說我陷害她當替死鬼。

後來我們決定要弄一個社團做學生運動。我們看上校刊政大青年社,因為它是一個現成社團,經費還是跟國民黨拿。那時候政大青年社長的選舉是每系派代表投票,但制度久了沒人知道,就被少數人佔據。我們知道以後就說服各系系代投票,把社長換掉,然後發動政變把原本的人趕出去。

為了規避學校的審稿制度,我們自己偷印了三千多本刊物,內容和送給學校審的版本完全不一樣,整本都在講特別權力關係、教官退出校園。我們做了一年,就被學校禁了,政大校刊被學校禁,有史以來第一次。

後來我們轉到地下做學生運動,發了地下刊物。那時主要交手對象是課外活動組,教官反而沒什麼影響力,你甚至會看到職業軍人的茫然,他們升不上中校就要退伍,四十幾歲退下來,正好面臨中年失業,轉到教官只是延長一點時限,對他們自己來講,教官是一個很不長進的職位。

教官不該成為懷舊風景 

那個時代其實是很不清楚的時代,我們並不知道國民黨內部已經發生什麼事,甚至不曉得1987年就會解嚴,但也聽過太多危險的事。國民黨這些人在你的生活中就像陰影一樣,而且你不知道你身邊哪些人會跟他們發生關係,或是哪個老師其實是這個系統出來的。

我覺得現在沒有必要把教官當成一個像文物或眷村這樣懷舊型的風景,突然去注意到教官的安全功能──他明明就叫軍訓教官,他原來的設定就不是保護學生,而是提供軍事訓練。那時還是一個反共復國、動員戡亂的時代,所以軍人才能夠無視憲法規定,直接進到校園。現在動員戡亂已經結束了,在一個普通的狀態下,軍人應該要退回軍隊訓練軍人,我們是徵兵制,等我們服兵役的時候自然就會去軍營受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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