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news-data.pts.org.tw/pnn/app_img/pic/6254.jpg)
你知道5月11日曾是台大的學生日嗎?
1980年代,許多學運活動都在5月11日,其中1986年的511,是李文忠在傅園絕食抗議的日子。原因是他在政治系大四的最後一學期,「被英文三修不及格」,遭校方退學。由於李文忠當時積極參與學運,還協助編纂黨外雜誌,因此校方的退學被外界解讀為政治迫害,也就是著名的「李文忠事件」。
問起李文忠為什麼會開始參加黨外運動、推動校內學運,他略微緩慢地回想:「就是一種素樸的正義感吧?」
被校方視為頭痛人物的李文忠,最初就讀台大外文系。其實他曾是忠貞國民黨員,積極參與系上黨內小組會議──直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
當電視新聞播送施明德被捕的畫面,整個學生餐廳歡聲雷動,那一幕李文忠至今難忘:同學們紛紛為了抓到「土匪」大聲叫好,他卻看著電視,邊掉眼淚邊吃飯。他開始懷疑政府的行為:「這些被抓的人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也看不出來有做什麼壞事,為什麼會被抓?」
「後來發生江南案跟林家血案,我真的覺得那太可惡了!從此就覺得一定要打倒國民黨!」李文忠外文系大三時因無心念書,成績欠佳被台大退學,但憑著對政治的熱忱,他重考政治系,開始積極參與社運與黨外運動。
那時李文忠曾經跑到三重去純義務幫黨外助選,負責在報紙上寫候選人名字,就當作文宣品。寫到一半,母親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教官帶來的。」李文忠說,自己老家在埔里,母親不識字,在當地給別人家洗衣服。教官當時到宿舍找不到李文忠,知道他到三重助選,竟赴埔里將李母帶到三重。「就是嚇阻作用。」李文忠說:「學校就是用種方式,主要是教官系統,大部分以一種用客氣、關心的姿態,實質上就是威嚇。」「不過這對我影響不大,我就把媽媽牽回去,不要讓他害怕就好了。」
教官警告家長,再由家長出面動之以情的做法,對李文忠或許效果不大,但對其他人來說,確實能造成嚇阻效果。李文忠說,自己遭退學時,不少台大學生站出來聲援,與警方在校門口拉扯,當時一位同學的媽媽趕到現場,拿著皮包一直往校門裡面打,叫兒子趕快出來,「她兒子台大醫學系,好不容易啊,她不知道兒子站出來聲援會被怎樣。」另外一位學生林郁容,哥哥是現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的林峯正,父親林時機當時是立法委員,社會地位高,由於擔心兒子挑戰校方會遭到懲處,便把林郁容關起來,不讓他去學校抗議。
大學教官主要業務從高中時的生活常規管理,轉變為頻繁地「關心學生」,藉著生活輔導的職責,接觸學生、掌握學生的動向。「教官其實跟我們比較親近,因為學校裡面沒有其他人在做生活輔導,導師其實和我們很疏遠,一個學期吃一次飯而已。很多教官也很用心。
李文忠提到,當時他就讀的台大外文系教官姓金,每次只要有黨外活動,金教官就會去找李文忠聊天,問他有沒有去參加?有沒有碰到姚嘉文、施明德?李文忠當時也參加系上的國民黨小組會議,作為忠貞「國民黨員」,李文忠常在會議中發表建言,事後通常會有教官來關切,「教官和學生親近,掌握比較多資訊,教官也比較了解學生狀況,更方便檢查學生的思想。」
李文忠表示,當時國家政治採逸樂化取向,「不是那麼高壓,他希望你跳舞唱歌、做什麼都好,就是不要關心政治。」當時只要對體制提出異議,不管是反對審稿制度,還是只是站出來宣稱不必剪頭髮,都會被學校視為不安定因素。
「黨外談論民主、獨立,是比較政治性的議題,可是你學校裡做的事,明明離那些很遠,你在學校裡面講講意見,跟獨立有什麼關係?」李文忠說。「可是學校不這麼看,他怎麼知道你腦子在想什麼?」
李文忠舉例,他曾經和朋友成立讀書會,研讀史明的名著《台灣人四百年史》,結果學校知道後,認為學生們受史明的指揮,在校內策畫獨立運動。「那個時候,可能有人有這樣的想法,但有人不是這樣,像我們是就只是史明那本書真的很有名,我們想看,但是他(校方)怎麼知道你是哪一種,他只好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當時讀書會的15位成員,差點因此遭到逮捕。
李文忠透過黨外朋友得知可能被逮捕消息,「那時候我和我朋友兩個人在在溫州街那一帶在走,有一部車突然就跟著我們,而且也不怕我們知道,跟到一半我們兩個突然就拔腿狂奔,我有意識的亂跑,然後突然對面又跑來一輛,那個很可怕,我人生大概只怕過那一次。」
後來李文忠一群人便開始逃亡。李文忠回憶,其中一位是現在的台聯主席劉一德,劉逃到新竹的山裡躲起來,那裡下山要走一天,走到黃昏才坐得到車,後來劉躲到戲院裡面,從早場看到晚場,憑藉黨外人士的資助支援生活所需。他們可能被逮捕的消息也引起關注,當時有黨外人士計劃寫英文信,如果李文忠等人出事,便用他們的名義向國際發英文信,甚至還有人與李文忠商量,要幫忙租漁船協助潛逃海外。
1980年代因美麗島事件影響,政府放鬆校園控管,學生從事學運風險較低,但言論管控仍然透過各種轉化、以較溫和的方式延續。李文忠說,「當時最精彩的就是『職業學生』了。」
由於黨外雜誌編輯的身分,加上活躍於校內學運組織,李文忠職業學生監視對象的對象。「他們覺得說我總共念好幾年大學,一定是不知道什麼勢力派來的職業學生。」但李文忠反駁:「對不起,他們自己才是。」
「我現在一個很好的朋友,以前就是職業學生。」李文忠表示,他有一次在校園中察覺被這個朋友跟蹤,於是他故意在法學院內東繞西繞,朋友也跟著東繞西繞,李文忠最後突然停下來轉頭問:「你為什麼一直跟著我?」對方當場楞在原地。
當時李文忠與幾個朋友組成地下學運組織「大論社」,在當時屬於比較激進的學生團體,常策畫行動挑戰校方。但大家後來發現,某些消息都會在行動前提前走漏,幾個熟識的成員決定不打草驚蛇,先暗中觀察他們認為可疑的人,最後在所有成員到齊的情況下,突然來個「大審問」。
「我們其實很溫和,不是你們想的那樣。我自己只是問對方是不是間諜,對方也承認了,就這樣而已。」他表示,在當時即便知道有職業學生的存在,但仍能理解對方在當時時空背景的選擇,對於許多人而言,「獎學金」也不失為一筆收入。
「他們也知道我家境沒有很好,有問我要不要幫忙,就跟我說要給我『獎學金』。」由於他是校內的問題份子,因此「價碼」也較高,「差不多是說要給我一個月三、四萬吧!」
時移境遷,政黨二度輪替,李文忠入閣為官,在探討教官議題時,他也比較不主張從追究過去責任的角度切入。
「教官已經不是以前那樣的威權體制。」他認為,教官體制不應存在的理由,不是從現在教官是否帶有威權色彩來判斷,而是從學生的實際需求出發。
「需不需要心理輔導生活輔導?如果需要的話要多少人?你是不是合格的人?」李文忠認為現時在學校服務的教官,未來若符合一定的資格認證,也可以繼續留在學校,但不應該繼續保有軍人身分,教官制度也應該廢除,轉為開放各行各業人士都可爭取任職的生活輔導系統。
社會上不少學生、家長都認為教官已無過去威權色彩,且對校園有一定貢獻,因此反對教官退出校園。對此李文忠也指出,能否適當保障現任教官工作權,及建立足夠資源、人力接替現任教官負責工作,就是執政者改革成敗的關鍵。
「改革不是改革主張,是你把它做好,你才替你的改革提供更強的動力。」他強調,一般大眾普遍是「結果論」,不能因過度躁進讓校園「亂成一團」,應長久組織能量,讓社會理解度與接受度能夠提高,如此才不會如當年貿然停建核四,反而拖慢改革進度,或是讓議題被「汙名化」,「某個程度講歷史的水到渠成,你要帶著社會走,社會才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