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校園監控】台大1980s：從忠貞黨員到頭痛學生－李文忠專訪

你知道5月11日曾是台大的學生日嗎？

1980年代，許多學運活動都在5月11日，其中1986年的511，是李文忠在傅園絕食抗議的日子。原因是他在政治系大四的最後一學期，「被英文三修不及格」，遭校方退學。由於李文忠當時積極參與學運，還協助編纂黨外雜誌，因此校方的退學被外界解讀為政治迫害，也就是著名的「李文忠事件」。

問起李文忠為什麼會開始參加黨外運動、推動校內學運，他略微緩慢地回想：「就是一種素樸的正義感吧？」

被校方視為頭痛人物的李文忠，最初就讀台大外文系。其實他曾是忠貞國民黨員，積極參與系上黨內小組會議──直到1979年美麗島事件爆發。

當電視新聞播送施明德被捕的畫面，整個學生餐廳歡聲雷動，那一幕李文忠至今難忘：同學們紛紛為了抓到「土匪」大聲叫好，他卻看著電視，邊掉眼淚邊吃飯。他開始懷疑政府的行為：「這些被抓的人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也看不出來有做什麼壞事，為什麼會被抓？」

「後來發生江南案跟林家血案，我真的覺得那太可惡了！從此就覺得一定要打倒國民黨！」李文忠外文系大三時因無心念書，成績欠佳被台大退學，但憑著對政治的熱忱，他重考政治系，開始積極參與社運與黨外運動。

三重幫黨外輔選　教官攜李母現身勸阻

那時李文忠曾經跑到三重去純義務幫黨外助選，負責在報紙上寫候選人名字，就當作文宣品。寫到一半，母親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教官帶來的。」李文忠說，自己老家在埔里，母親不識字，在當地給別人家洗衣服。教官當時到宿舍找不到李文忠，知道他到三重助選，竟赴埔里將李母帶到三重。「就是嚇阻作用。」李文忠說：「學校就是用種方式，主要是教官系統，大部分以一種用客氣、關心的姿態，實質上就是威嚇。」「不過這對我影響不大，我就把媽媽牽回去，不要讓他害怕就好了。」

教官警告家長，再由家長出面動之以情的做法，對李文忠或許效果不大，但對其他人來說，確實能造成嚇阻效果。李文忠說，自己遭退學時，不少台大學生站出來聲援，與警方在校門口拉扯，當時一位同學的媽媽趕到現場，拿著皮包一直往校門裡面打，叫兒子趕快出來，「她兒子台大醫學系，好不容易啊，她不知道兒子站出來聲援會被怎樣。」另外一位學生林郁容，哥哥是現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的林峯正，父親林時機當時是立法委員，社會地位高，由於擔心兒子挑戰校方會遭到懲處，便把林郁容關起來，不讓他去學校抗議。

教官進行思想檢查

大學教官主要業務從高中時的生活常規管理，轉變為頻繁地「關心學生」，藉著生活輔導的職責，接觸學生、掌握學生的動向。「教官其實跟我們比較親近，因為學校裡面沒有其他人在做生活輔導，導師其實和我們很疏遠，一個學期吃一次飯而已。很多教官也很用心。

李文忠提到，當時他就讀的台大外文系教官姓金，每次只要有黨外活動，金教官就會去找李文忠聊天，問他有沒有去參加？有沒有碰到姚嘉文、施明德？李文忠當時也參加系上的國民黨小組會議，作為忠貞「國民黨員」，李文忠常在會議中發表建言，事後通常會有教官來關切，「教官和學生親近，掌握比較多資訊，教官也比較了解學生狀況，更方便檢查學生的思想。」

讀禁書險遭逮捕

李文忠表示，當時國家政治採逸樂化取向，「不是那麼高壓，他希望你跳舞唱歌、做什麼都好，就是不要關心政治。」當時只要對體制提出異議，不管是反對審稿制度，還是只是站出來宣稱不必剪頭髮，都會被學校視為不安定因素。

「黨外談論民主、獨立，是比較政治性的議題，可是你學校裡做的事，明明離那些很遠，你在學校裡面講講意見，跟獨立有什麼關係？」李文忠說。「可是學校不這麼看，他怎麼知道你腦子在想什麼？」

李文忠舉例，他曾經和朋友成立讀書會，研讀史明的名著《台灣人四百年史》，結果學校知道後，認為學生們受史明的指揮，在校內策畫獨立運動。「那個時候，可能有人有這樣的想法，但有人不是這樣，像我們是就只是史明那本書真的很有名，我們想看，但是他（校方）怎麼知道你是哪一種，他只好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放過一人。」當時讀書會的15位成員，差點因此遭到逮捕。

李文忠透過黨外朋友得知可能被逮捕消息，「那時候我和我朋友兩個人在在溫州街那一帶在走，有一部車突然就跟著我們，而且也不怕我們知道，跟到一半我們兩個突然就拔腿狂奔，我有意識的亂跑，然後突然對面又跑來一輛，那個很可怕，我人生大概只怕過那一次。」

後來李文忠一群人便開始逃亡。李文忠回憶，其中一位是現在的台聯主席劉一德，劉逃到新竹的山裡躲起來，那裡下山要走一天，走到黃昏才坐得到車，後來劉躲到戲院裡面，從早場看到晚場，憑藉黨外人士的資助支援生活所需。他們可能被逮捕的消息也引起關注，當時有黨外人士計劃寫英文信，如果李文忠等人出事，便用他們的名義向國際發英文信，甚至還有人與李文忠商量，要幫忙租漁船協助潛逃海外。

職業學生在身邊

1980年代因美麗島事件影響，政府放鬆校園控管，學生從事學運風險較低，但言論管控仍然透過各種轉化、以較溫和的方式延續。李文忠說，「當時最精彩的就是『職業學生』了。」

由於黨外雜誌編輯的身分，加上活躍於校內學運組織，李文忠職業學生監視對象的對象。「他們覺得說我總共念好幾年大學，一定是不知道什麼勢力派來的職業學生。」但李文忠反駁：「對不起，他們自己才是。」

「我現在一個很好的朋友，以前就是職業學生。」李文忠表示，他有一次在校園中察覺被這個朋友跟蹤，於是他故意在法學院內東繞西繞，朋友也跟著東繞西繞，李文忠最後突然停下來轉頭問：「你為什麼一直跟著我？」對方當場楞在原地。

當時李文忠與幾個朋友組成地下學運組織「大論社」，在當時屬於比較激進的學生團體，常策畫行動挑戰校方。但大家後來發現，某些消息都會在行動前提前走漏，幾個熟識的成員決定不打草驚蛇，先暗中觀察他們認為可疑的人，最後在所有成員到齊的情況下，突然來個「大審問」。

「我們其實很溫和，不是你們想的那樣。我自己只是問對方是不是間諜，對方也承認了，就這樣而已。」他表示，在當時即便知道有職業學生的存在，但仍能理解對方在當時時空背景的選擇，對於許多人而言，「獎學金」也不失為一筆收入。

「他們也知道我家境沒有很好，有問我要不要幫忙，就跟我說要給我『獎學金』。」由於他是校內的問題份子，因此「價碼」也較高，「差不多是說要給我一個月三、四萬吧！」

回歸學生需求 穩健規劃教官退場

時移境遷，政黨二度輪替，李文忠入閣為官，在探討教官議題時，他也比較不主張從追究過去責任的角度切入。

「教官已經不是以前那樣的威權體制。」他認為，教官體制不應存在的理由，不是從現在教官是否帶有威權色彩來判斷，而是從學生的實際需求出發。

「需不需要心理輔導生活輔導？如果需要的話要多少人？你是不是合格的人？」李文忠認為現時在學校服務的教官，未來若符合一定的資格認證，也可以繼續留在學校，但不應該繼續保有軍人身分，教官制度也應該廢除，轉為開放各行各業人士都可爭取任職的生活輔導系統。

社會上不少學生、家長都認為教官已無過去威權色彩，且對校園有一定貢獻，因此反對教官退出校園。對此李文忠也指出，能否適當保障現任教官工作權，及建立足夠資源、人力接替現任教官負責工作，就是執政者改革成敗的關鍵。

「改革不是改革主張，是你把它做好，你才替你的改革提供更強的動力。」他強調，一般大眾普遍是「結果論」，不能因過度躁進讓校園「亂成一團」，應長久組織能量，讓社會理解度與接受度能夠提高，如此才不會如當年貿然停建核四，反而拖慢改革進度，或是讓議題被「汙名化」，「某個程度講歷史的水到渠成，你要帶著社會走，社會才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