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校園監控】台大1970s：言論審查中的開明專制，教官成救命恩人－陳玲玉專訪

陳玲玉，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她的客戶遍及政商，同時為國泰等金控公司法律顧問，更曾接手著名的台積電梁孟松洩密三星案，及高鐵、機場捷運等重大BOT案件。

律師生涯事業有成的陳玲玉，在大學時期是敢言、敢衝的積極運動份子，與丈夫、國票證券董事長洪三雄，堪稱70年代台大學運先鋒。回首學運，最令他們夫妻倆感嘆的事，則是與當時總教官張德溥峰迴路轉的師生情緣。

1970年代：連歌詞都會查禁的思想審查時代

陳玲玉回憶就讀台大法律系的時光，直言那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凌駕憲法、無思想及言論自由的時代。舉凡刊物、文章都會經過政府審查，若內容涉及批判政府，警備總部就會將刊物中的相關內容挖掉，「真的每一本都會挖！那就是我們那時候講的『洞洞書』」，陳玲玉更舉歐陽菲菲的例子笑說，審查的範疇並不止於政治言論，就連歌詞中透露委靡之意，也會被查禁。

在台大校園中，言論的管制則是交由學務處刊物審查小組及教官雙管齊下，所有刊物都需審查小組審核通過才能發行，所有的座談會、辯論會等公開活動，則需由總教官兼任的訓導長核准。台大法律系當時發行刊物《台大法言》，就是常與審查小組交手的組織之一，時任社長洪三雄與總編輯就曾合著文章〈台灣的命運〉，卻被迫要將名稱改為〈我們的命運〉才准刊登。

戒嚴時期的自保之道

我座談會的開場這樣說：「今天台大的言論，不是沒有自由，否則的話，今天的座談會就開不了了，但是台大的言論自由一定是不完善的，否則今天的座談會就沒有召開的必要。」

不甘言論自由備受箝制，在與洪三雄共同策劃下，陳玲玉於1971年競選成為法學院學生代表會主席，並於10月15日、11月25日、12月27日依次舉辦了「言論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中央民意代表是否應全面改選辯論會」，乍看之下，這些議題都是衝撞政府最敏感的政治神經，因此不論是座談會名稱與開場，都充滿陳玲玉與校方管制策略性折衝的痕跡。

「『在台大』三個字，就是戒嚴時期我給自己的護身符。」陳玲玉說，起初她設定的座談會名稱為「言論自由」，強調人生而自由平等，但因為議題太過強烈，來來回回共跑了十多趟，總教官兼訓導長張德溥說什麼都不同意，直說「言論自由不是你們學生要談的、你們這是很老套的事情！」

直到陳玲玉想出要在名稱中加上「在台大」三個字，「這樣我就比較像是針對在台大裡面，不是要批評政府」，張德溥才同意舉辦。但官拜少將的張德溥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加碼提出座談會需增加兩個與談人：一是自己，並且要是整個座談會的壓軸；二是當時立場相對保守的工學院院長金祖年。陳玲玉一口答應，「我當然是先求有再求好啊！」

鑽審查漏洞 發快報突襲校園

好不容易能舉辦，陳玲玉一鼓作氣，乾脆要求舉辦在法學院圖書館，共可容納400多人，「但我拿到的時候我又開始擔心，萬一沒有人來不是很糗嗎？」因此在演講前的周末，她與洪三雄等四人就窩在陳玲玉的廚房餐桌振筆疾書，因當時「新聞」可以不經審查，因此他們決定「鑽漏洞」、發快報，快報的第一面就印上了大大的標題──「我們要說話的權利」。

10月15日是星期三，星期一一早，十點鐘的下課鐘一敲響，十幾個男生自法代會主席辦公室一哄而散，在十分鐘內，一萬多份的快報、六個學院、教授辦公室，每個位子通通擺滿，當張德溥本人拿到快報時，也只能氣得乾瞪眼，事後不但向陳玲玉家長告狀，更對著陳玲玉等人大罵，直呼「隨時可以把你們抓起來！」

此事件讓洪三雄與陳玲玉各吞了兩申誡、一申誡，台大法言也因此停刊，但懲處並未讓他們退縮，仍舊陸續舉辦其他活動，其中「中央民意代表應否全面改選辯論會」更是在校總區舉辦，可容納兩三千人的場地被擠得水洩不通。

又敬又恨的教官 原來是救命恩人？

除了校內運動，在求學期間他們也積極參與保釣等黨外運動，以及黨外雜誌編纂，在畢業時又再補記洪三雄一大過、陳玲玉一小過。

記過的紀錄讓洪三雄在軍中喪失擔任軍訓教官的可能，也讓他在後續求職遭遇困難，但對陳玲玉夫妻倆影響甚鉅還有「限制出境」。陳玲玉感嘆，當時要競選立法委員的黨外人士郭雨新，因知道洪三雄家境清寒，曾對洪三雄說「你好好念書，以後你如果要出國念書，我會資助你。」不料他們免去了經濟之憂，反被政府限制出境。

「其實對他（張德溥）的感覺就是又敬又愛又恨。」陳玲玉表示，他們一方面敬愛張德溥的開明，同意讓他們舉辦座談會，但也很恨他讓她們人生發展受到限制。直到1989年，陳玲玉舉家至舊金山灣區，從僑界中聽到張德溥所言：「我在台大最喜歡兩個學生，一個叫洪三雄，一個叫陳玲玉。」才輾轉發現張德溥其實是洪三雄的「救命恩人」。

原來1971年10月13日發行快報時，剛好有海外華僑因國慶回國，並來參觀台大校園，五六台遊覽車就停在椰林大道，洪三雄突發奇想，將快報扔進遊覽車。當晚，僑委會在僑光堂宴請僑胞時，就有僑胞拿著台大法言的快報問：「為什麼台大學生沒有言論自由？」

「台大學生沒有言論自由」可能經由僑胞傳至國際，讓政府大為跳腳，警備總部在隔日就拿著拘票，以「匪諜嫌疑」要台大交出洪三雄，張德溥也不怕被栽上「包庇匪諜」的罪名，以一句「台大學生歸我管」讓警備總部空手而回。

張德溥事後對陳玲玉說：「我知道那時候把洪三雄交出去他一定就回不來了。」而為了對外界有所交代，仍舊將洪三雄、陳玲玉記過處分。

張德溥在他的自傳中寫道，蔣經國曾言：「我各個大學其實都可以控制、就是台大思想太自由了。」因此找來相對自由派的張德溥來擔任總教官，並承諾等張德溥回到軍隊時能升為中將，而張德溥答應蔣經國的先決條件，就是「台大學生要歸他管」。

然而在洪三雄畢業不久，張德溥也跟著下台。當時外界批評張德溥為「自由派的溫床」、「提著汽油桶來救火」，張德溥也因保護學生的作為，斷送升官的前程。

此後陳玲玉夫妻與張德溥一直保持聯繫，張德溥過世前甚至指定洪三雄為他寫「500字」的墓誌銘，「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做什麼都乾淨俐落。」

讓更適任的人取代教官

夫妻倆走過與教官峰迴路轉的師生情緣，陳玲玉看待教官退出校園議題，直言「像我們這樣的例子畢竟還是很特殊。」她認為，教官過去扮演的軍訓教育、生活管理、活動管理等功能，一則是學校不一定需要，二則是應該可以由更適合的人來擔任，因此主張教官應退出校園。

但她也補充，教官制度的存在是過去政治人物的決策，「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受害者」，因此在讓教官漸漸退出校園的過渡時期，也應審慎考慮現職教官的出路跟相關配套，更呼籲政府如果有要讓教官退出的政策，就應該清楚闡述願景，並且不要再繼續培育教官，「政府本來就要引導老百姓未來的方向，政府要有願景，老百姓就不會走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