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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倡議路迢迢 ~ 聯合國的李明哲案報告
李明哲案
2017.09.20
文／邱伊翎
為了李明哲的案子，今年去了二趟日內瓦拜訪聯合國人權機制，這是我進台權會工作以來，第一次在一年內這麼頻繁進出日內瓦聯合國總部的各大樓。
在出發去聯合國之前，我曾經在由台灣民主基金會所舉辦的「在台灣遇見劉曉波」晚會上發言落淚，說我們一定會直挺挺的把我們的訊息帶進聯合國。不過，直到走進「強迫失蹤工作小組」的會議是做報告之前，我們都不大相信，我們真的可以在裡面報告。甚至，已經約好「備案」，就是在外面見面、報告。
首先，因為收到中國官派律師電話之後，原訂跟我們去聯合國申訴說明的家屬，李凈瑜，放棄去聯合國，改去中國旁聽法庭審判，為了不是去為這個荒謬的「公開審判」背書，而是為了可以見她先生一面。
而原訂去聯合國的行程有二部分，一部分是聯合國的人權理事會，也正在開會，所有很多國際人權團體（INGO）舉辦了很多周邊會議（side event），討論相關議題。其中，「國際人權服務」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ISHR)也幫忙安排了一場周邊會議，邀請家屬李凈瑜擔任與談人，地點也在萬國宮裡面。
收到了李明哲的開庭訊息之後，我們也立刻跟對方聯絡，表示家屬可能不會參加與談，會去中國，並表示會由我們代表出席。但對方卻並未幫我們二個來自台灣的NGO：台灣人灣促進會、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申請出席證。因為這個烏龍，9/12的周邊會議，我們無法出席，只能由ISHR幫我們代為宣讀家屬的聲明。
「國際人權服務」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 (ISHR)是在日內瓦的國際組織中，少數有中國program的組織，長期以來也一直關注中國人權問題。大部分的國際人權組織，即使有亞洲部門，也不見得會有特別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部門。即使我們都知道，中國這個國家，牽動及製造了很多人權問題，但似乎真的願意費力氣，設置部門或研究專員在中國議題上的國際團體卻是不多。上次六月底，我們來日內瓦時，ISHR也協助幫我們安排見了很多駐日內瓦的其他國家使節，並提供部分經費協助。
我們便想，如果可以申請到旁聽「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名牌，就可以先知道是否能進入會場，若我們順利進入會場，便可以直接在「萬國宮」跟委員們見面。於是，我們又另外找了具有聯合國諮商地位的「國際人權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uman Rights（fidh），幫我們寫信，讓我們得以申請進入「人權理事會」的名牌。
如果沒有拿到第一關的「名牌」，自然連進去都無法進去，根本不用談到第二關「檢驗護照」的問題。而且，也不是每個具有「諮商地位」的團體都會願意幫我們寫信，因為「諮商地位」是每年審核，很多團體也會「自我審查」，不要牽涉到爭議敏感事件，所以，寫信雖然看起來很簡單，但寫信的團體其實也承擔著「諮商地位」被撤銷的風險跟壓力。
在一邊不斷持續等待中，9/12下午，因為無法出席會議，我們便去了「中國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處」，舉著「抗議黑幫中國政權，立刻釋放李明哲」的橫幅標語拍照，並將我們印製的英文傳單，送進他們的信箱。
直到9/13凌晨，我都還在寫信給人權高專、副高專、人權高專秘書處人員詢問，並請外交部人員及fidh協助我們做確認，一直到9/13上午，我們才收到確認通過申請的信。
不過，即使有了這個確認信，在第二關「檢驗護照」時，還是會被刁難。於是我們又等待了一個上午，到了下午，比較接近與「強迫失蹤工作小組」開會的時間，才拿著我們確認通過的條碼，及「強迫失蹤小組」的信，直接去試試看。沒想到，一切意外的順利，並未受到阻擋。後來，陪同我們進去的日內瓦代表處人員跟我們表示，其實他一直不敢離開我們，一直等到我們真的走進「強迫失蹤工作小組」的會議室，他才鬆了一口氣離開，因為他認為我們隨時都有可能被發現，然後被攆出去。還好，這件事情也沒有發生。
「強迫失蹤工作小組」關切的重點
而進場報告之後，我們才發現，所謂的「翻譯」，其實不是中文翻譯。而是幫主席及其他報告員翻譯，當他們講法文或西班牙文時，翻譯人員會將之翻譯成英文，而根本沒有中文翻譯。所以，如果我們約在「外面」見面，也就是我們必須自備可以翻譯法文或西班牙文的人員，而不是自備中文翻譯。所以整場我們是用英文報告及問答。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的執行長，黃怡碧，也特別強調，李明哲在台灣所做的事情：「上網發微博、微信、發臉書」，卻在中國被定罪，這是很荒謬的事情，這意味著你我每一個人，不只是台灣人，都可以這個理由被中國政府逮捕定罪。
「工作小組」特別跟我們確認，李明哲在審判後，是否已得知關押地點？何時會宣判？宣判之後，是否會知道關押地點？我們則是回覆，中國在審判過程中，並未告知關押地點。宣判之後，是否會公布關押地點，也不確定。因為過去，如果是被判「監視住居」者，並未揭露關押地點。
長達四、五十分鐘的問答，「工作小組」提出很多問題，也特別強調，他們理解兩岸的關係很緊張，他們「絕對不會因為政治因素，而對於個案有不同差別處理。」
但我也必須要說的是，過去，台灣也曾有冤獄個案，透過聯合國的特別報告員機制去做申訴，但是特別報告員卻將個案轉給北京政府，導致這樣的申訴最後對於此個案並無實質助益。但，也是有「特別報告員」曾針對台灣的「樂生院」迫遷案，發出聲明，當時他們用比較委婉的方式，並未聲稱「台灣政府」或使用「國家」等字眼，而是用「台灣當局」，來寫這份聲明。所以，有時候，是否受理案件，是否能有意義的處理人權侵害個案，仍是端看「特別報告員」本身的意志及敏感度。
必須要說的是，也只有「強迫失蹤工作小組」才有「跟家屬或申訴團體」見面的機制，其他的「特別報告員」其實都是獨立專家，而非由好幾個專家組成的「工作小組」，而像是「任意逮捕工作小組」其實也比較只有書面審理，並未有與個案家屬見面的機制。
到哪裡都不自由的「集會遊行」
而這次，要到日內瓦之前，我們也聯繫的「歐洲台灣協會」及「瑞士台灣協會」，想說如果進不去的話，可以有一場從萬國宮走去「中國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處」抗議的行程。
但經過我們詢問當地的人權組織，才得知原來集會遊行竟然要「一個月」之前申請，所謂歐洲大多為人權先進國家的幻想立刻幻滅。也是這次來，才聽說，原來為了習近平要來聯合國，瑞士警察局曾經「取消」過已經取得「許可」的藏人集會遊行，甚至聯合國還要求人權機制的所有工作人員下午三點前下班，不讓他們有機會抗議。甚至還「第一次」規劃了所謂的「禁制區」，禁止集會遊行。
所謂的先進國家，所謂的聯合國，遇到強權的時候，還是全部都轉了彎。
結語
有時，甚至也常常會覺得「聯合國憲章」開頭的：「We, the peoples of……」的文字也很虛偽，因為總是把「台灣」排除在「人權保障」的範圍之外。
但是當台灣政府自己將兩公約「內國法化」之後，我們開始有機會參與政府自己所舉辦的「公約審查」，也開始有機會在國內運用公約的論述去捍衛權利。但這倒是真真實實第一次，我們走到聯合國，在正式的會議裡面，去做一個案件的申訴的報告。
這次的經驗很特殊，因為侵害人權的國家是中國，所以他們受理了。但下次的案件會怎麼樣，其實沒有人會知道。
因為我們是非會員國，從包括大門到底進不進得去，受理之後是否可以被正常對待，都有很多「不確定性」。
但是，當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的怡碧，取得家屬同意之後，填完了長達數頁的申訴問題之後，才使得這個戰場得以展開。
我們當然不希望我們常常去聯合國，因為那意味一直有人的人權受到侵害。但是當這類的事情一再發生，而我國政府自己又完全沒有救濟管道及解決途徑時，未來，我們恐怕也只能更勇敢地去嘗試各種可能。
．本文作者為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本文內容不代表公共電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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