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的性別：一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觀點

2016年1月16日台灣選民以56.1%的比例將選票投給了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她即將成為台灣、也是全球華人現代政權裡的第一位女性領導人。選後很多學者從國際局勢、兩岸關係與國族主義、貧富分化、世代政治、太陽花運動，乃至於選舉工程（electoral engineering，泛指選舉組織、議題設定與策略技巧）的方向上討論了這次選舉結果的意義，也有不少報導凸顯了新總統的性別，列舉近年來叱吒風雲的女性領袖，強調首次女總統執政的歷史意義。[*註1]

由於我與幾位合作者已經寫過不少學術與非學術的文章，分析兩岸關係對階級分化的影響、與世代政治方面的討論[*註2]，實在不想炒冷飯或對誰補刀，還是來聊聊這次大選裡，是誰決定了新總統的性別，以及「她」將帶來什麼影響。

是誰決定了新總統的性別？

當然，是染色體，主要來自蔡英文的父親。這麼回答也沒錯，但是多年來性別平權的發展應該令我們擺脫生理性別盲點，更關注社會科學的看法。我們談的是誰投票給一位女性候選人，為什麼？在什麼樣的社會，能夠讓女性脫穎而出，獲得至高權力？女性領袖真的會讓政治變得更好嗎？

首先是選民，可能是女性選民決定了領導人的性別。從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以來，台灣的女性政治人在國會與各級政府選舉裡，有越來越傑出的表現，而且民進黨的女性政治領袖提名與當選比例相對較高，甚至有較為開放的性別政見，但國民黨（而且多男性候選人）卻始終是多數女性選民的最愛。

台灣女性選民過去是依據什麼因素投票？性別意識或女性主義在政治上重要嗎？不可諱言，台灣的選舉研究長期由男性學者主導。雖然對台灣女性投票傾向的研究最早來自劉義周，是一位男性學者，不過此後的論文幾乎都是女性學者或兩性合作[*註3]，特別是黃秀端與楊婉瑩等女性學者的貢獻。過去研究顯示，女性選民對民進黨造成政治衝突的印象較強，認為國民黨可以帶來政治安定、或是較為平穩的兩岸關係，可能是女性較容易投給國民黨的因素。[*註4]

蔡英文確實帶來了改變，而且是在她走完最後一哩路之前。在楊婉瑩與林珮婷的系列研究中發現，比較2008年與2012年兩次選舉，國民黨都是同一候選人馬英九，但是2012年民進黨推出女性總統候選人，減少了國民黨在女性選票裡的長期優勢，原來投票傾向偏藍的女選民，少數確實會轉投給女候選人。[*註5]

太陽花運動對女性選民可能也有影響。最近，在中研院社會所2015年中國效應調查裡，女性對兩岸關係開放抱持較強的風險意識，相對男性，更反對服貿協議。在2016年總統選舉投票傾向的回答方面，有56.7%表態的受訪者想投給民進黨，與隔年的投票結果極為接近，國民黨失去統計上顯著的性別優勢。不過，這次的橫斷面調查是在2015年的年初執行，2014年九合一選舉結果回報，國民黨地方首長候選人在女性選民中仍有顯著的相對優勢，因此還需要檢視新的調查資料，才能確認女性選票的流向。[*註6]

未來的研究可能會顯示，這次台灣民眾不僅選出了一位女性總統，也可能從此翻轉性別投票的長期傾向。這一類「翻轉性別」的趨勢，也曾經出現在其他民主國家：英國的相關研究顯示，1996年以前女性更加支持保守黨（別忘了此前英國的女性領袖），之後女性對保守黨的支持弱化；美國則是在1980年代以後出現女性長期支持民主黨、較排斥共和黨的發展趨勢。希拉蕊‧柯林頓在2006年民主黨初選敗選，曾被視為美國女性從政者的挫敗[*註7]，此次捲土重來，能否在女性選民支持下保住民主黨政權，必然會是學術與政治熱門話題。

女性領袖會出現在那一種國家？

從個體層次來看女性選民的投票行為時，往往會忽略其國際比較的脈絡。絕大多數女性領袖的研究出自民主國家，而世界上的女性領導人，其背後所需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條件，就較少學者關注了。

讓我們看看對岸的領導人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裡目前全都是男性，而地球上絕大多數極權或威權體制，包括被人詬病的北韓或有人讚賞的新加坡，清一色都是男性領袖，而且無論他們用什麼神話來包裝自己的權威，多半都是靠爸一族，其權力來自血統繼承。這難道不是一件值得學術關注的事實嗎？

我們對政治領袖，亦即最高行政首長的定義為：總統或總理等實際行政統治職位，所以並不包括英國女皇之類的榮譽職位，但是包括酋長國的領袖。為了釐清女性領袖出現在那一種國家，我與優秀的女同事鄭雁馨、以及無敵的女助理楊芷瑜正在收集整理這方面的文獻與數據。

在女性整體參政權利的衡量與變遷方面，還有較多文獻，大致呈現民主國家越尊重兩性平權、越可能提高女性政治家在國會或其他層級選舉的比例[*註8]，但是上述文獻多集中於先進民主國家之比較，針對全球各國女性最高領導人崛起的比較政治經濟學分析就很少見。由於我們還在收集文獻，如果有關注此一議題的，拜託各位大大跟我分享一下。

目前我們已經收集到的跨國Panel數據包括了1980~2010年間138國的一些變量與數值，詳情請參考(表一)。(表一)第一行顯示，在138國的4,278個國家-年度當中，只有不到百分之四（0.039），也就是30國的167個年度是由女性領袖執政，第二行的女權指數（female empowerment index）則來自最近公布的V-Dem數據庫[*註9]。(表二)呈現了簡單相關係數矩陣，顯示女性領袖與下述變量有簡單相關—較高的女權指數、民主國家、經濟發展程度較高者、較低的吉尼係數、較高的宗教容忍程度。政治暴力則出現在不民主、低度發展、歧視女性、貧富差距大、宗教容忍度低的國家，表面上看起來與領袖的性別無關。

(表三)上的依變量，是當年該國出現女性領導人為1而男性為0，我們已將所有的自變量設為前期（年）的數值，使用隨機與固定效應邏輯迴歸模型，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隨機效應模型包括所有國家，而固定效果模型只會包括那些曾經出現領袖之性別轉換的國家，比較其前期自變量對後期依變量的影響。如(表三)所示，這兩種模型的迴歸係數方向與顯著程度，相當一致。

有民主才有女性領袖：民主國家才會有女性領袖嗎？幾乎是，如果那些出現女性領袖的國家還被算做威權國家，通常也已經進入民主化的轉型階段，而且至少有競爭性的定期選舉，例如最近緬甸的翁山素姬、或先前菲律賓的柯拉蓉‧艾奎諾。事實上，最近半世紀以來地球上的極權國家（以Polity指數來算，包括中國）從未出現女性領袖、女權指數較高的國家大半都是民主國家、已經容許同志婚姻的19個國家，沒有任何一個是極權或威權政體。

與社會經濟條件無直接關係：經濟發展與分配平等能帶來女性領袖嗎？在一般女性參政的跨國比較裡，「現代化理論」仍然有很大的威力。經濟學者的觀點是，女性勞動參與率越高、越容易推動女性權利與參政的擴張，反之亦然，兩者與經濟發展是正向循環[*註10]，但是在我們的數據裡，一但控制了女性權益此一中介變量，每人平均GDP的對數就沒有效果了。經濟發展可能透過一些社會機制—主要是女性經濟自主與公共參與，擴展女性公民權，而女性權益擴張可能幫助女性領導人出現，但經濟發展本身顯然不是女性最高領袖出現的先決條件。

此外，如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貧富差距可能來自職場的性別歧視或勞動分工的性別隔離，造成兩性工資或收入差異，因此，貧富差距越大的國家通常女性權益越差，但是吉尼係數好像與女性領袖沒什麼直接關聯。而媒體關注的宗教容忍問題，與女性領袖雖然有些正向統計關係但也很薄弱。

在暴力中崛起並且帶來和平？我們的發現裡最有趣的是前一年曾經發生過政治暴力—包括死傷千人以上的內戰、大規模種族或宗教衝突、以及對外戰爭的國家（南蘇丹或少數非洲國家），或是在武裝衝突前線的國家（例如南韓），有較高機率出現女性領袖。婦女選民對和平的渴望可能部分解釋選民的投票傾向，畢竟政治暴力對性別平等有害、而且只有開放選舉的國家才會出現女性領袖。[*註11]

圖註：+為p<.1; *為p<.05; **為p<.01; ***為p<.001

女性領袖的表現真的有所不同嗎？

既然選民對女性領袖可能有些期待，她們在任期間的表現如何？關於女性領袖是否表現更佳的研究，最早出現在商學方面，是近年來熱門的學術爭論之一。早期的研究認為女性經理人的領導風格與表現確實異於男性，但近來的研究認為這些女性經理人的崛起本身就有「選擇性偏誤」[*註12]，以企業界為例，可能仍是財團家族裡的女性後代，政治人物就是官二代接班，而且越廣泛的數據研究就越傾向男性與女性經理人在領導風格與表現上，沒有任何統計顯著差異。[*註13]

或許由於樣本數量與數據收集的困難，在女性政治領袖方面的研究較為少見。在Fernando Ferreira及Joseph Gyourko(2011)為NBER所寫的報告中，分析了1950~2000年之間，美國575個城市的女市長與其他男性同業之間的表現差異，這些表現的指標包括政府支出、就業情況與犯罪率的變化，而男性或女性執政在上述所有項目上，都沒有統計顯著的差異。作者坦承，城市數據受限於很多政策來自州政府或聯邦，市政府無決策權，因此很難測量其執政表現。無論其政績如何，真正統計上顯著的差異來自女市長的連任機率，要比男市長高出6-7%。兩位作者將這個現象解釋為女市長有更好的政治生存技能，並獲得選民認同。最後，曾有女市長的城市，並不會改變未來女性候選人當選的機率，因此兩位作者認為，女市長在女性政治權力的提升方面沒有作用[*註14]

然而，在跨國男女領袖的統治績效方面，文獻很少。[*註15]因此我們自己試算了上述數據，看看女性領袖在任期間的經濟發展、貧富差距有沒有改變。如(表四)的模型(3)單一變量測試顯示，選出女性領袖執政期間與經濟成長或吉尼係數基本無關，使用更嚴格的因果模型當然更加無關了。

在政治暴力方面，使用簡化的固定效應邏輯迴歸計算模型(6)，顯示女性領袖上台前往往是一段政治暴力惡化期間，上台之後僅有限改善。然而，使用隨機效應模型卻無法估計此一模型，理由是在2006-2010年間，只要有女性領袖的國家都沒有出現政治暴力事件，因此導致了完全線性相關。也就是說，女性領袖與國內與國際關係的和平，可能還是有點關係的。

最後，女性領袖在任期間，女權指數會有顯著提升。這個結果合乎理性預期：既然女性選民投票給女性領袖，女性領袖為女性選民服務爭取支持、並且提升其連任機率，是很合理的結果。不過女權指數這個數值的評估方式，也包括女性的政治參與成分，因此可能引起爭議。另一個未能包括有趣的統計相關，是女性領袖在任期間，同志權益也會有正向變化。不過，由於各類女權指數在各年度的變動都很有限，上述分析若採用更嚴格的Difference-in-difference模型，並且加入各種控制變量，統計顯著程度會大幅減弱。

小結

誰決定了總統的性別？暫時的回答是，時勢造英雌。女性選民的政治覺醒與公共參與會明顯造成政治地震，使與女性競爭的男性候選人喪失優勢。從跨國數據來看，女性領袖只能出現在民主化或女權較受保障的國家，出人意表的是，她們仍可能在嚴重的政治暴力衝突後、或者緊張的國際局勢中獲得權力。

她們真的能帶來改變嗎？在經濟成長或分配方面，產業創新與福利國家政策的長期影響，可能要比領袖的性別重要得多。女性領袖與和平的國內或國際關係似乎有關，但很難下結論—曾有少數鐵娘子比男性更好戰。可以期待的是，女性領袖似有顯著較大的機率改善女權，甚至同志的權益。最後，無論其政績如何，她們連任與任滿的機率超過男性，也就是更能獲得選民認同。由於統計只是呈現整體機率趨勢的一種方式，這些結論之外總有偏離的個案。

總之，民主（其前提為國家主權）與女權大致上攜手並進，擴大了女性公民的政治參與，這是女性領袖存亡的前提。選得出一位女總統，這是台灣民主運動與婦女運動的共同成就，台灣人可引以為傲。至於新總統是否能在經濟發展與分配正義有所突破，跟個人性別實在沒什麼關係，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最後，由於各國的女性領袖極有可能會帶來女權的進展，作為當今全球霸權的美國若能選出一位女性領袖，也算是全球政治上的重要里程碑。

我們活在這樣一個人類星球上，其中某些國家的小女孩選擇去上學，可能會遭到暴力攻擊而喪命，替婦女爭取權益的律師或NGO人士，其中多半是女性，也可能會被控陰謀顛覆國家安全而身陷囹圄。對於像我這樣有兩個女兒的父親來說，她們值得一個更好的未來。看來，總統的性別還是件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