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讓國家變得更好：劫後挪威的價值選擇

2011年7月22日（以下簡稱七二二事件）成為挪威國民心中永遠的傷痛。僅僅一小時內，首都奧斯陸接連發生了政府大樓爆炸，以及于托亞島勞工黨青年營的槍擊事件。行為人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總共造成七十七人死亡，九十六人受傷。這是挪威自二戰以來規模最大的死傷。案發後，不只是挪威，全球都在觀望，原本和平、開放的挪威社會將會變得如何變化。

在真相尚未明朗，在人心惶惶，不知所措之際，當時的挪威首相「延斯‧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在記者會上告訴挪威國民，也告訴全世界，挪威不會因為恐怖攻擊而改變。

「更多民主，和更多人道，但永不天真」成為挪威對被害者的誓言，以及對加害者的反擊，以及接下來的行事準則。

法院兼顧被告的「權益」與被害人保護

奧斯陸市中心的國會大門依舊對所有人敞開，沒有過多安檢；挪威對CCTV的使用與其他國家相較，仍然偏低。首相沒有增加隨扈。北歐政治人物與民眾的零距離傳統，不因恐怖攻擊的威脅而取消（*註一）。

事發後，對被害者的支援和扶持就一直是挪威社會關注焦點。每位罹難者的喪禮，都有政府官員到現場致意。挪威政府也基於事件的規模，增加對被害人的補償金。人民自發性走上街頭，以大規模的哀悼儀式紀念逝者。

對被害者的重視並未導致對加害人的妖魔化。挪威社會固然對布雷維克的行為感到憤慨，但他們的反應是對其盡可能視而不見。多數挪威媒體沒有過度報導布雷維克個人的新聞。當挪威每日新聞（Dagbladet）連續四周將布雷維克的照片和消息放在頭版，社會就發起抵制活動。而在其他國家中往往成為輿論上與被告同罪的辯護律師，卻在挪威贏得了眾人的尊敬。

里佩斯塔德（Geir Lippestad）律師接到布雷維克陪同警詢的請求後，義無反顧地接下辯護律師一職。他以辯護人身分保障布雷維克法律上的權利，而非用其角度，以發言人之姿對外發表布雷維克的政治言論。一名十六歲的于托亞島倖存少女，甚至主動要求與里佩斯塔德見面致意，因為她認為：「他所做的，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法院謹慎的在被告程序權益和被害者保護間取得平衡，容許布雷維克在陳述帶有偏激政治思想的犯罪動機，以維持其言論自由，但藉著禁止該部分公開播送（*註二），以保護被害者的觀感。

修法、究責…政府務實且勇於承擔

挪威當然也免不了改變。反恐法等相關法案於案發後修正。但所有修法都如同一般修法程序，經過嚴謹的研究和討論，而無急就章的倉促立法。

修法內容倒不包括被多數國外媒體憤憤不平的挪威最高刑度：二十一年有期徒刑。其實，挪威法律中規定，若受刑人於刑期期滿仍對社會安全有威脅之虞，可以啟用預防性拘留，繼續限制其自由。挪威民眾信任法院和矯正機關的專業，認為布雷維克即使日後能成功獲釋，也是在對社會無害的狀態下。無論是死刑、終身監禁，或是提高目前最高刑期，都沒有成為社會討論的焦點。包括部分被害者在內的多數民眾肯定判決結果，檢辯不再上訴，讓被害者免於案件懸而未決的痛苦。

挪威政府將專業審判事務交給司法人員，不對審判或被告作個人評論。立法權倒也追究責任，但並非自己權限外的，布雷維克的罪責，而是行政責任。挪威國會任命由各領域專家組成的七二二事件獨立委員會，調查並評估事件當時，政府的危機反應和處理是否適當。委員會於隔年公布的報告對政府的缺失嚴厲抨擊。警方的反應不足，及安全措施不完善，使事件的傷亡人數因此擴大。挪威在槍枝管制上也有不足之處。首相史托騰伯格對此公開道歉。務實且勇於承擔，這就是挪威人的處世態度。

不依賴死刑 而以了解真相來走過憎恨

挪威在面對恐怖攻擊和重大暴力案件，走出了與多數國家截然不同的道路。對接連出現殘忍暴力事件，從2012年的台南湯姆熊割喉案、去年的北捷血案，到今年五月的女童割喉案，且六年來年年執行死刑的台灣¬而言似乎不可思議。無須嚴刑，挪威社會仍然安定，民眾並未因此喪失安全感，對政府也抱持高度信賴。

筆者曾就這些相關問題於2013年訪問挪威奧斯陸大學犯罪與社會學院教授琳‧薛登（Lill Scherdin），教授首先指出挪威七二二事件的特殊之處，在於行為人布雷維克不怕嚴刑峻罰，也不怕死。甚至，他公開於網路的萬字宣言中表示，希望自己這次犯案殺的人多到讓挪威恢復死刑。他渴望自己像個烈士一般的死去。因此，挪威整體社會很有意識的避免社會走向與現況相反，也就是布雷維克期待的道路邁進。這也才是對犯罪造成社會傷害的最適切反擊。

此外，薛登教授認為死刑在挪威並未因為七二二事件而成為討論焦點，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挪威人民已經長久處於沒有死刑的狀態了。如果生活在已經很久沒有死刑的社會，即使發生了一件極端嚴重的謀殺，社會多數人沒有經歷過死刑執行的年代，也就不會習慣依賴一般狀況不存在的制度。

難道挪威人民對於重罪行為人受到嚴厲制裁沒有慾望？薛登教授表示，對於一個犯罪事件，人民還有一個同樣需要被滿足的願望：了解真相。

在挪威，七二二事件的審判過程，除了涉及被害人隱私保護及被告發表極右言論部分，全程由電視轉播。審判進行得謹慎且緩慢，例如精神鑑定出庭作證時，法官的問題很清楚，步調也放緩。不只是審判相關人員，所有收看的民眾也可以完全理解審判內容，了解被告的心理狀態。所有人實際上都充分的參與了審判，這個緩慢的過程也有冷靜社會大眾情緒的作用。當人們理解後，即使仍然非常生氣，可是了解真相的需求受到滿足。

對美國與亞洲死刑研究深入的薛登教授認為一個國家沒有死刑，媒體也不會在此大做文章。這和還有死刑的國家不同。還存在死刑的國家，媒體會將焦點聚集在本案是否判死刑，而非實際發生了什麼事。在報導中，為了合理化被告的死刑，被告往往會被妖魔化。因此死刑容易將刑事案件戲劇化，創造出情緒性的高牆，阻隔了人們對事件發生的客觀理解、阻絕了人們了解真相的機會，即使這反而是人們更需要被滿足的需求。反之，挪威的人民有機會了解真相，而非不明不白的憎恨。

比起憎恨 眼前有更重要的事該關心…

對於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保護，薛登教授還提出了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觀點。即使是存在死刑的國家，除了唯一死刑的情形，通常並非所有謀殺案皆會被判死刑；這使得加害人未被判死刑的被害者，容易感到他們的傷慟似乎被衡量得比較輕微。這種實際上創造了被害者之間不平等的狀況，對於被害者療傷是有害的。

挪威不是以執行重刑的方式宣稱保護了被害者，而是給予實質的扶助。例如，國家幫被害者指定律師，保障被害者在司法程序中的權利。這些律師於被害人作證時陪同，以保障其權利，並且也為其處理犯罪補償事宜。

挪威面對刑案的態度，其實無涉原諒犯罪行為人。釐清真相後，他們不願多提布雷維克，而憎恨需要力氣也浪費力氣，眼前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們關心。這個國家不需要戲劇化的英雄或極端的惡棍。里佩斯塔德律師被問起為何當時願意接下如此艱巨的工作，他回答：「因為我相信，民主和法治可以讓挪威變成一個更好的國家。」民主、法治與人道是挪威的價值選擇。既為價值選擇，自然無所謂對錯，但為了生活在一個我們期待的社會中，我們有能力做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