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危機求助無門 家護移工處境煎熬

7月11日，學者、婦女團體與移民團體共同召開記者會，要求司法人員面對外籍移工性侵案件，應該正視性別、種族、階級造成的權利不對等。根據勵馨基金會統計，2014年至2015年全國妨害性自主的案件起訴率是43.95%，其中外籍移工遭到性別暴力的案件，起訴率卻只有13.3%。這些案件是真的沒有問題，還是有更多複雜的因素？

本週的「燦爛時光會客室」，邀請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庇護中心主任汪英達，試圖從文化、制度的角度，談談目前台灣的外籍移工，到底遭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說詞前後不一？檢察官不起訴移工性侵

汪英達首先舉7月11日記者會討論的案件，一位外籍移工A小姐在105年2月被雇主性侵，檢察官卻在隔年4月時做出不起訴處分。雖然律師馬上提出再議，還是遭到高檢駁回。

汪英達解釋，檢察官不起訴的原因，是認為被害人的說詞「前後不一致」，一開始說是在客廳被性侵，後來在警察局跟法院說是在房間；原本說只有性侵一次，後來卻說是三次。汪英達說，當初是被害者的男性友人協助報案，可能傳達錯誤，檢察官卻將「他人報案」的敘述，當成被害者自己的口供，很明顯就有問題。

至於性侵次數，被害人因為前兩次沒有留下證據，所以起訴可能性本來就比較低，但是汪英達提到，檢察官連第三次性侵罪證確鑿，也都以說詞「前後不一致」為由不起訴，這是令人最不能理解的地方。

權勢性侵？汪英達：檢察官忽略文化處境

汪英達認為，檢察官作出不起訴的決定，是因為沒有真正體會外籍移工，身為女性及東南亞國籍的多重不利地位。「律師有提出來，這其實是權勢性侵，可是檢察官完全沒有往這個方向問。」檢察官一直強調，怎麼沒有反抗動作？汪英達說，這很顯然是不理解被性侵者當下處境的過份要求。

面對外籍移工性侵案件起訴率低的狀況，汪英達認為，目前政府提供1955的求助電話，但多數移工不敢主動求助。移工擔心，打了之後被仲介罵，甚至被威脅送回國。「面對未知都會恐慌，萬一為了這個案子沒辦法賺錢，持續供應家裡所需，對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壓力。」

到底移工來台之前，是否可以事先了解申訴的管道？汪英達說，其實移工來台之前獲得資訊有限，移工多半都沒有時間細讀仲介要求的文件，包括工作契約、工資切結書等，仲介也很少提到權益的事情，「有簡單的訓練課程，可是這是為了應付台灣政府的規定，對於來台之後權益的解釋都非常缺乏。」

如何改善現有制度？應加強警察、司法人員人權教育

面對現有求助管道有限的狀況，政府應該如何改善？汪英達表示，希望加強警察跟司法人員的人權教育。

「勞工局相對好一點，可是警察、司法機構對移工法令跟人權觀念，坦白講有提升的空間。」汪英達說，有些被毆打、性騷擾的緊急案件，向1955通報之後報警，警方卻因為缺乏語言能力，只能聽信雇主一面之詞；有些甚至在雇主面前，直接問移工「有沒有被打」，移工畏於權勢或怕失去工作，只能回答沒事，警察就離開了。

移工遇到問題怎麼辦？採集證據最重要

由制度著手改善須花費許多時間，假設今天有一位移工遇到類似情形，他可以怎麼做？汪英達說，盡可能採集任何證據，包括手機照相、錄音、錄影等。

「真的不幸被性侵，當然能跑就跑，不能的話就只能委曲求全，先求生存。不要洗澡，把證據留下來之後立刻求救。」汪英達還提到，官方跟法律系統都很重視被性侵者是否「立即求助」，可以打1955、報警或跟朋友求助，訊息也千萬不要刪除，日後可以成為有效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