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多野結衣悠遊卡」消息一出,婦運團體如臨大敵。批評悠遊卡公司「以年輕女體行銷」、「連結色情產業製造的性幻想」、「性別歧視」、「缺乏多元平等的美感經驗」,甚至是「倒向父權市場價值」等指責,透過婦運觀點的報章投書,如雪片般飛來,逼得「波卡」只得「私下販售」。最特別的是,許多民眾惶恐地表示,看到波卡,都不知道怎麼教小孩。
依此考慮,我們恐怕必須十分小心美術館與西方藝術展覽;別忘了他們怎麼利用年輕的蒙娜麗莎行銷、連結文化產業製造的性幻想。他們還把波提且利(Botticelli)從海上誕生的維納斯裸體印在馬克杯表面,將安格爾(Ingres)背部全裸的《浴女》印成明信片;並且,他們的名作中沒有一幅在描繪衰老、陽剛味或歐洲人以外的女性身體。這些裸露的女性形象不斷被形塑為藝術性的保證與文化表徵,而構成藝術知識中的性別素材──反波卡的人士若帶著小孩進入這樣的美術館,肯定更加不知所措。奇怪的是,這些時候他們不但不甚困擾,還大都知道怎麼教小孩了。
波提且利(Botticelli),《維納斯的誕生》(The Birth of Venus),1485。《維納斯的誕生》女神維納斯從海中誕生:赤裸的維納斯踩在貝殼之上,右邊春之女神正在為她披上華服,而左邊風之神則送來暖風,吹起她的髮絲。
雖然延伸這個想像情境表面上看起來只是一種「惡趣味」,但這卻將使我們觸及當代藝術史──特別是女性主義藝術史──當中十分關鍵的一組議題:藝術史的「父權」敘事是如何展開的?它如何影響創作?性別壓迫如何具體存在於藝術實踐中?特定的性別意象如何被再現和評價?更直白地說:
為什麼坦胸露乳的維納斯是羅浮宮的藝術女神,而印有波多野的磁卡卻是悠遊卡公司淫猥的象徵?人們在文化價值上賦予「藝術女體」高度的教育意義,卻恨不得子女一輩子都別看見悠遊卡上的波多野小姐,以免成為了「窺淫女體」的壓迫者共犯。
I See Her:伯格談克拉克與男性觀看
人們會發現,如果要延伸「反波卡」的分析話語,來討論藝術再現中的女體問題,以彌補上述「女性觀點」藝術史與反色情之間的不連貫,父權式的「窺淫」又再度成為最佳的批判選擇。英國藝評家柏格(John Berger)在其名著《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中,就對歐洲油畫傳統中預設的男性視角提出犀利的觀察。伯格討論了克拉克(Kenneth Clark)對裸體藝術的經典評述:
在此我們節錄了伯格的一整個段落,因為它清楚地包含了伯格對於克拉克的顛覆與挪用:他指出,「裸體」作為女體再現的藝術框架,就是以女體作為男人的觀賞物為基礎的。女體藝術並非「赤裸」的,因為它是為特定觀賞者存在的特定身體格式。透過對女體畫的形式分析──她那總是處於被偷窺或被評判的情節;她的即便是造作扭曲仍要正面展露的乳房;她一再望向前方觀眾的魅惑眼神;她被摒棄了真實面貌、重新用「理想的」女體零件裝配而成的古典身體──柏格精準地說出了歐洲裸體畫的潛台詞:畫作的擁有者和觀看者設定為男性,而描繪和觀看的對象則是女性。這種理論的具體事實在藝術史中俯拾皆是:在貢布里希(Gombrich)廣泛被當作大一西美史教材的鉅著中,扣除基督教聖像不計,單獨展現女性裸體的插圖就足足比男性多一倍。
提香(Titian),《烏比諾的維納斯》(Venus of Urbino),1538。伯格:「在歐洲的裸體畫中,畫家和『觀看者─擁有者』通常都是男性,他們描繪和觀看的對象則多半是女性。」
伯格把視覺的權力關係放進圖像分析,從而批判了克拉克式「裸體」的男性觀點,並將「赤裸」所隱含的解放力量與身體自主性視為女性形象再現中更積極的概念。伯格的論述很好地說明了男性情慾的主導地位如何表現在西方繪畫史中,這套批判方式為女性主義藝術史提供了一個簡明的架構,當然,也使「反波卡」在藝術史中獲得某種調合──一言以蔽之,它們都為男性服務,因此值得檢討。
然而,柏格仍然無法回答我們的問題。伯格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西方藝術史中,女體比男體多得多,卻無法解釋為什麼最後進入羅浮宮的是維納斯,而非波多野結衣。帶著伯格的說法,一走出美術館,「反波卡」陣營就面臨巨大的困惑:為甚麼占主流的「男性視角」要去美術館「凝視」(gaze)優雅婉約的維納斯,而未給予黃色書刊同樣的文化評價,甚至猛烈抨擊過許多現代派畫家所描繪的妓女形象?人們的窺淫慾難道不該把更火辣、更性感甚至更鹹濕的女性身體搬進藝術殿堂嗎?難道藝評家會缺少道貌岸然的藝術語言,無法為她們寫作展覽手冊嗎?
為什麼當我們的性體驗與知識達到數百年前難以想像的地步、擁有五花八門的情色影像時,所謂「預設了男性觀點」的藝術作品,仍然這麼「不夠色」?這樣的提問,讓藝術史家尼德(Lynda Nead)用相當不同的方式,重新解構了克拉克的論點。
We made her:尼德談克拉克與再現政治
莫洛尼(Moroni),《貞潔》(Chastity),1550s。女子手捧著多孔的篩盆,卻滴水不漏,「象徵貞潔就像無法攻進也無法外溢的緊密之水。」
尼德首先討論了一幅饒富趣味的16世紀女體畫像,莫洛尼(Moroni)的《貞潔》(
Chastity)。畫中女子坦蕩地露出胸部,並手持一個鐵製的盛水篩盆,而盆中的水竟奇蹟似地絲毫未從布滿篩盆的孔洞中流出。莫洛尼用象徵的手法,把貞潔的女性身體隱喻為一個容器,盛裝著流動混亂的內在質料,卻自己形成一個穩固的疆域,阻隔了內與外的危險交流。在此,女性被描繪成一塊不可侵入的領地,同時也不被鼓勵朝向他人釋放,即便她正裸露著白嫩渾圓的雙乳。神蹟般的篩盆之框、烙印於女體自身的肌膚之框、將貞女完好再現於眼前的畫框,彼此交疊堆砌出典型的女體再現框架。
這種「框設」女體的企圖,在克拉克的書中被表現為追求結構秩序、幾何明確性與整體和諧感的裸體美學標準,不消說,這是一種繼承自古希臘美學以來的價值傳統。根據尼德大量的引述,克拉克不斷地使用「危險」、「干擾」、「褻瀆」等字眼來呈現他對於「外溢」於這些藝術框架的女體的擔憂,彷彿那些主動表現出性感與慾望的淫蕩女性形象,都會摧毀了「裸體」的意義。在尼德看來,事情的確是這樣:「裸體」是被文化製造的身體,是女性肉身的文化形式。在這點上,尼德與伯格的詮釋算是一致。
不過,尼德更進一步指出,這種裸體論述其實承襲了西方古典哲學的二元架構,從而隱含比「觀看關係」更全面的身體想像與性意識──裸體與文明、理性、精神與主體相連;單純的赤裸則被歸屬於原始自然、經驗、肉體與物質等低層次的概念。「裸體畫」於是不只是女體的紀錄,而是文化的轉譯,是對女性身體的「提升」,透過對體態、姿勢、氣質、神色的修飾,把她變成一個純然的
美學對象,進入文化之列。(在康德 [Immanuel Kant] 的定義裡,那甚至意味著當我們欣賞裸體畫時,它不該引起我們一絲的慾念,至少不能打擾對女體的審美沉思。)
因此,一個真正有藝術價值的裸體形象,除了在伯格的揭示下,必然是一個受(異性戀)男性矚目的女體外,更是尼德所發掘的,一個受整體文化意識形態所規約的女性軀體。(尼德的確也使用「父權傳統」來表達這種文化情境,但其含意顯然與強調「窺淫」的父權主體頗為不同,並且更為擴張。)
再思波多野:藝術與淫猥
史尼曼(Schneemann),《內在卷軸》(Interior Scroll),1975。史尼曼作此表演時,在觀眾前褪去衣物,先是如靜觀的雕入般閱讀一本教科書,其後則從陰道中緩慢抽出紙條,並朗誦上面的文字,象徵女性身體獨特的情慾主體與知識取代了被觀看的去性化女體。
倘若尼德對克拉克裸體論述的分析以及「藝術/淫猥」的概念探索是可採的,那麼我們至少可以再理解兩件事:
首先,許多「反波卡」話語所念茲在茲的「父權社會凝視」,在當前的文化情境中,已經成為一個模糊而無力的描述,很難再提供我們對於女性再現的批判或另類可能。這並不是說,對女性身體的觀看從社會結構上消失了,而是其到底在「看甚麼」已經比「誰在看」來得更嚴肅也更關鍵。如果我們把(對婦運團體而言)充滿情慾能量的、鼓勵性活動的、誘發性幻想的波多野小姐,和莫洛尼畫筆下滴水不漏的貞潔女人放在一塊,我們一定會非常困惱:「父權之眼」究竟想看見怎樣的女體形像?是浪蕩誘人的日本少女?還是端莊自持的西洋少婦?反波卡者從投射在「波卡」上的目光,追索出豺狼般耽視女體的邪淫主體,卻難以說明他們又是如何衣冠楚楚地走進美術館,站在殿堂上捍衛藝術的理想,拒絕那些粗鄙色情的創作被納入正統的藝術史。如果我們看到學院與博物館對這些界限的「堅守」,我們該承認,那裡恐怕有些比單純的集體意淫更複雜的觀看經驗正在發生。
再來,在克拉克影響甚廣的權威論述中,
女性身體正好是透過對其情慾元素的控制(甚或是試圖消滅)來進入藝術範疇的。換言之,很諷刺地,「
去性」構成了女性裸體的藝術合法性,而成為西方文化的重要題材:如何呈現「美」的女體而不淪為猥褻?這條危險的邊界歷來考驗著藝術家的信仰與技能,哪怕是在筆下流露對模特兒的一點淫慾或愛慕,都可能讓克拉克與他的信徒們冠以淫猥的惡評。在此,對身體的慾望構成裸體藝術最大的挑戰,也使其成為一個特別的主題:它見證人類文化精神從自然原慾中超拔而出的文明高度。偉大的裸體畫,正是取決於其成功地昇華了肉體層次的粗俗意念,使美人成為「美物」。
克拉克對女體充滿男性偏見卻又極端潔淨的要求,顯示著我們面對的性文化遠不是單純壓迫式的權力「剝削」,而毋寧是更普遍意義上,對於性意識與性道德的整體規劃。其目的效果並非打壓特定的性別族群或性別實踐,而是劃定怎樣的性才是「合格」的。這也才是傅柯(Michel Foucault)在《性史》中嘗試強調的主題:不是對性的壓抑,而是對
某種「性意識」(sexuality)的生產。
小結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命題,我們會發現,藝術裸體與波多野影像的公共再現,其實遭逢著類似的命運。維納斯被藏匿的騷動之驅,實際上正複製著合格女體的遴選。波多野影像的傳播與消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性文化的權力戰場。縱使反波卡者總是認為,波多野影像必定是壓迫的產物,而且本身鼓勵著對這種壓迫的消費與複製。但是,這些看法卻很難指出,透過貶抑波多野所讚揚的乖順優良的女性身體,又在經歷怎樣的道德治理,為性道德的神聖守門人,同時也是永恆受害者,提供良好的胚模──就像尼德所提示的一樣。
就此而言,反波卡陣營所期待的反色情的、反性壓迫的、杜絕「性剝削」的女體再現,或許在西方藝術史中早就美夢成真了。雖然伯格告訴我們,她們仍然更多地處於「被看」,但尼德卻證明了克拉克是如何把她們被看的形象(以及被這些影像所影響的她們自身)打造成完美的好女人,擁有最低能量的性趨力,以及近乎零剝削的性處境,甚至享有文化地位。她唯一的代價或許只是放棄情慾的主權,採納整個文化帶給她的神聖計劃:一種被認可的性。就是在這裡,波多野與維納斯分道揚鑣了。
最後,不該遺漏的另一話題是,七十年代以降,對上述藝術與女性身體問題的討論與嘗試,不斷地推動性別藝術的當代發展,以致「性慾」、「性向」、「性暴力」及其他主題,也紛紛透過繪畫以外的各種當代形式實踐出來。這些藝術實踐中濃厚的政治性時常正是對準了整個傳統藝術中對女性身體的束縛而來。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1975年赤裸著身軀,邊朗誦邊從陰道中緩緩抽出卷軸的場景,是其中代表性的畫面之一;如今看來,仍未失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