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吊反壓迫】以舞蹈節與文化論壇進行的文化復權運動(1994-2014)

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和玫瑰古蹟作為一種文化復權起於1994年的搶救運動，那一年正是二戰結束，日本停止對台殖民統治的第五十年。

戰前五十年(1895-1945)和戰後約五十年(1945-1994)，台灣分別在日本帝國殖民和國民黨類殖民統治，形成百年特殊構造的歷史。若說，李登輝(1996)經由直選擔任總統，可視為後殖民時代的起始。那麼，1996迄今(或1994迄今)具有特殊的歷史進程，觀照這進程，應該可以觀照文化和政治發展的相異於過去形貌，視為文化復權，一種從被殖民翻轉為主體的重建，在進入後殖民時代，究竟如何?

李登輝以民選總統執政，視為台灣後殖民時代的開始，是因為他是台灣人。但他也是戰後入據台灣進行類殖民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員，其實有後殖民不完全的問題。但陳水扁擔任總統(2000-2008)，使後殖民性較為確立，因他既是台灣人，也不是中國國民黨人。然而他做為總統的國家「中華民國」既具有濃厚的中國國民黨黨國色彩，也是憲法意理的中國。而且李扁之後，標榜台灣的中華民國再度復辟，馬英九不只在2008年贏得總統選舉，也在2012年連任，中國國民黨與推翻他的中國共產黨從敵對轉而同謀，台灣主體性重建的努力面臨挫折。

相形於國家體制，作為首都的台北。在蔡瑞月舞蹈研究社爭取古蹟保留的1994年，是陳水扁競選市長之時。他在台北市長從官派又回到民選時代，贏得選舉，卻未能在1999連任成功。雖然因此他參選總統，形成與李登輝接續的政權，但從1994年到2014年，台北市長一職，從馬英九到郝龍斌，兩人四任期，均為中國國民黨執政。從國家體制與首都市政，1994年以來，若以後殖民時代視之，並不完全。台灣在相形於戰前日本的五十年殖民與戰後國民黨中國的五十年殖民之後，並未真進入後殖民時代，而是交織在後殖民與類殖民的文化與政治。

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和玫瑰古蹟一體兩面的文化復權，置於不完全的後殖民歷史近況來觀察，應當可以看到其路程的艱辛。需要政府挹注的文化資產，並不是緊扣著戰後殖民統治權力的文化象徵，而是具有戰前殖民時代遺留的形式，對於去日本化而施行中國化政策的戰後國民黨中國統治權力而言，雖已無法去之而後快，卻也無法使之發揚光大。

1994年的搶救蔡瑞月舞蹈研究社，是在風雨飄搖的天氣中進行的文化儀式，有舞者在吊車吊掛的牢籠，徹夜在空中或靜或動，以肢體的語言呼應舞蹈的意涵，展示「苦肉」之計。有藝術和社會團體接力在舞蹈研究社活動，引起輿論重視、報導。

回想當時的搶救運動，作為參與者的我，以一個詩人的台北經驗與想像為主題，朗讀及講述我詩作裡的台北意象＜這城市＞就是當時朗讀的一首詩:

＜這城市＞的台北意象，既有都市社會學所言:交織匿名與孤立的情境，也有零細化與無根性的困境，而且做為一個虛構、殘餘、他者性流亡中國政府的首都，更被殖民中國性壓制限於黨國的牢籠之中。蔡瑞月舞蹈研究社的文化復權，以古蹟保留的場所更以舞蹈－傳承蔡瑞月在日本殖民時代形塑，戰後在戒嚴體制下經歷政治災難而於垂死之悻得再生的精神－象徵抵抗的姿勢。在1994年的搶救運動後，雖然陳水扁曾贏得台北市長選舉，但一任後就輪給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作為台北市的古蹟，蔡瑞月舞蹈研究社的保留，經歷多方波折，其中存在著政治的文化病理，存在著文化的政治病理。這城市畢竟是一個接受黨國指令的城市。

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和玫瑰古蹟的一體兩面，自1994年的搶救運動，迄2014的現在，已經二十年。台灣的不完全後殖民時代仍然存在著殖民性體制，甚至殖民性政權。因此在這個場域，歷年來的蔡瑞月舞蹈節和相關文化論壇，一方面具有文化復權的意涵，溯自日治時期習舞到戰後在戒嚴體制的牢獄之災；家庭悲劇，以及未自由開展的舞蹈生涯－放在日治時期形成的近現代藝術文化受到壓迫的自我重建意義，另一方面，積極介入市民運動，關心社會運動與文化運動，進行的公共知識分子對話，對於文化政治和現實政治展現了異於其他舞蹈團體疏離於政治議題的參與者立場。

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和玫瑰古蹟因而不只是歷史的反復顯影，而是現實課題的介入，甚至對於未來具有文化想像。1994年迄今的二十年，台灣民主之路一面發現、一面跌倒。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到馬英九，國家性格的台灣性和中國性層遞變色，期間一年又一年的蔡瑞月舞蹈節，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論壇，交織著舞蹈藝術的本國、外國舞碼，以及市民運動或說社會運動以及政治災難與自然災難引發的關懷。

蔡瑞月作為一位在戒嚴時代的政治受難者，她的舞蹈藝術以及她的人生行止，印證了台灣各種藝術層面必要的介入。重覆的被殖民歷史，呈顯在蔡瑞月人生形影是藝術在純粹與介入之間面對苦難經歷不得不為的介入以及行動。源於被殖民時期舞蹈，在重覆的被殖民際遇，不只是美的接觸，而必須是抵抗和批評的隱喻和象徵。看看「印度之歌」再看看「玩偶」，舞蹈藝術的藝術與政治，流露著身體語言的純粹和介入，在美的局限或超越美的局限而有所政治意指，反映著存在的際遇和情境。未結算的歷史，未完成的革命，抵抗和批評的言說、話語，從一次又一次的論壇訴說，形成歷史的印記，讓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和玫瑰古蹟成為某種場所的悲哀的凝聚之地，隱約地印證了李登輝曾經喟嘆過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的場所的悲哀。

把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和玫瑰古蹟的場所，以「悲哀」凝結，有一種歷史際遇和發展情境交織的藝術況味。二十年的文化復權之路沒有「喜劇」因素，而有著歷史發展和沉重。我幾手「親歷其境」一年又一年的舞蹈藝術節，一次又一次文化論壇，看到文化與政治的市民運動或社會運動行跡以及自然災害的關懷被凝聚或再現在這樣的場所，想像文化復權的艱困艱難，但也感受到舞蹈藝術不死，就像一切藝術不死，而它的意義形式和儀式在社會的舞台展演顯現。

只要藝術不死，其意義的形式和儀式就會不停地就個人和社會發出言說和話語，有些藝術家，雖然形體銷亡，但精神常存，就像蔡瑞月，她的人生已走入歷史，但她的舞蹈藝術不只因為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而繼續存在，也因為她的舞碼會繼續被其他後繼的舞者演出而存在。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和玫瑰古蹟不只是舞蹈的場所，更以文化的場域經由論壇的形式發揮它的作用。從1994年到2014年的二十年間，經歷了不完全成功的民主化運動，也見證了不完全成功的文化復權運動。台灣仍處於真實國家未形成，政治的建構與解構互相消耗的輕文化重物質社會條件。我們的城市依然像我的詩＜這城市＞一樣:「隱藏自己/在擁擠的人群裡/在污濁的空氣中/掩護焦慮/掩飾貪婪」。但紀念舞者蔡瑞月，舞動的人生仍然是每一顆不死滅的心靈不可忘卻的。只要有夢，有文化之夢，有國家之夢，在我們的土地上，在我們的時代裡，用我們的意志和感情去實踐的文化復權就會實現。即使1996年到2008年的後殖民時代被顛覆，即使2008年至今的殖民性復辟仍有兩年，但我們要在舞動的人生裡，以不死滅的心去追尋。再進入後殖民，進而會構台灣，重建國家，文化復權的夢想和希望會是我們共同的願景。

這是一首發表於2007年的詩，紀念舞者蔡瑞月，並為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與玫瑰古蹟從1994年到2014年的文化復權運動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