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社會大眾的性別意識抬頭,尤其是越來越看重性別公義,更有 #Metoo 運動的發起,讓全球曾經被性騷擾、性侵害、遭受性別暴力,不敢發聲的受害者勇敢站出來。
只是,世界上仍然存在黑暗的角落,甚至你以為他的本質應是光明——存在於教會裡的性騷擾及性侵害問題如同房間裡的大象,眾人皆深知其問題,卻不願意正視或面對,這也讓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曹曉彤從2013年開始推動消滅教會內的性別暴力問題,卻時時碰壁;直到2017時,透過網路上的問卷蒐集,得到了相關受訪者參與問卷調查並講述自身經歷,才慢慢揭開那些藏在教會那些被漠視的傷痛。
當教會衛道人士提倡至善至真至美理念的同時,是否能反躬自省,亦能正視不願面對的性別暴力?
曹曉彤所屬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平日促進宗教上的交流、神學研討以及關注社會議題,性別公義也包括在裡面。2012年時,一位教會內的姊妹化名「K」,投書基督教報紙「時代論壇」,寫下「教會,你能為性侵受害人尋求公義嗎?」一文,表示自己與教會上司出差時受到性侵犯,打給牧者求助,牧者不僅未要求K報警處理,卻以「傷害你的人是你的弟兄,應該要原諒他」作為安慰之詞。
「如果傷害你的人和給你意見的人都是你很相信的人,那麼他們的意見就會很值得相信。」曹曉彤說,也因此K從未報警。
而在後來的一年,K尋求其他關注性侵受害人的志工團體幫忙,才發現當初牧者的處置多不妥當,所以將其心路歷程投稿,引起了一些漣漪。「後來發現教會裡好像從來都沒有關於性騷擾、性暴力的教導。」,曹曉彤表示,也因此她所屬的機構認為,可以從自身教會開始訂定性騷擾防治政策,盼能引起其他宗派、機構仿效,她本身也在2013年時被聘任性別公義幹事。
而一開始以為「性別公義」是要處理LGBT議題、覺得防範暴力本是教會職責的曹曉彤,並不明白為什麼要聘請專員,「我是在這五年間,才知道(性暴力)是很特別的問題,也反應教會的獨特性。」
曹曉彤說,一開始的想法很單純,先成立防範性暴力的委員會,並到不同教派的據點去宣導說明,「覺得一百個裡面有一個會認同我吧,結果真的沒有耶。」曹曉彤苦笑。
曹曉彤也認為,並非幫教會找藉口,只是教會要面對的議題太多了,防範性暴力對他們而言並不是優先選項;而聽到教會傳出性騷、性侵等問題時,也僅覺得是個案問題,並不會聯想到自身所處教會也有發生的可能性。
而為了讓其他教會意識到此問題,也回應關於嚴重性的質疑,香港協進教會於2014年開始了「教會裡性騷及性別意識」問卷調查,曹曉彤聯絡了香港各處教會,並說明自己可以親送相關問卷給做完禮拜的基督徒填寫,在約1230個教會中,僅有12個接受她的提議。
除了誤解該題目與同志族群有關而不願受訪之外,因為教會裡的權力階級而阻攔問卷執行的也不少。
實體問卷執行困難,讓曹曉彤2017年時決定使用網路連結,讓網路閱聽人在看到這份關於教會性暴力的問卷時,都能填寫個人相關經驗,也因為剛好搭上 #metoo 風潮,讓許多人願意發聲。最後在蒐集到的59個故事中,聯絡了願意進一步受訪的五位基督徒。
教會文化以及神學,是如何影響受害人在面對性暴力時的處理方式?
曹曉彤首先分享一位姊妹的故事:經常關注社會公共議題的姊妹,遭到牧者毛手毛腳,她嘗試讓小組組長知道,卻被指出「牧者的權力地位比妳高很多,沒有人會相信妳」,甚至說:「那個牧者平常就是這樣,不要理他就好。」來淡化其行為的傷害性。並且,組長要這位姊妹別再追究,自己盡速走出陰影才是上策。
在聽到這個故事時,曹曉彤表示自己也有盲點,她以為當事人經常關注社會議題,是位勇敢的女性,因此可能會較知曉如何處理性別暴力問題,卻沒想過在教會文化下,當事人也不知如何應對。
尤其,在強調「愛的群體」觀念的教會裡,一方的「毛手毛腳」,在旁人的解讀來說只是「關心」。管中祥也提及,「對很多人來說分際不知道該怎麼拿捏,好像(牧者)從國外回來,是一個很正常的舉止,但對當事人來說是不舒服的。」
也因此,教會內的性騷擾和學校中、工作上遇到的情況更不相同,當以「愛」之名行「關心」之實,受害者反倒會自我懷疑,是否自己想太多?他是「愛我」才會做出這樣的舉止?
另一位姊妹和牧者到外地出差,在兩人獨處的情況下遭強吻並差點被侵犯。這位姊妹事後找了師母求助,沒想到師母卻為她進行了一場不愉快的禱告。
曹曉彤說,在這場禱告過程中,師母反過來責備受害者,問這位姊妹的身體裡是否有「叛異的靈」,並問為何要和該位牧者單獨相處?禱告是一件很特別的事,在這樣的過程裡,無法像正常對話一樣辯護或反駁,受害人只能聽著這樣的禱詞無法作聲。
最後這位姊妹也沒告發加害人,她說,在與牧者相見之前,看到牧者與其家人正在視訊通話,讓她不禁想著,若是拆穿之後,是否會破壞對方的家庭?
曹曉彤表示,若是加害人是陌生人或其他人,通常可以更快的反擊,但當傷害你的是熟識的人時,又身處關係緊密的教會,反倒讓受害人不願打破和諧的關係,並認定告發之後反而會造成更多傷害而沒有行動。
曹曉彤也講到,受訪者中有一案例為男性,遭到男上司觸碰私密部位覺得不舒服,但當性暴力加害人、受害人皆是男性時,教會第一時間質疑的反而是受害人的性傾向,甚至會認為傷害是很容易被淡化的。
於是這位弟兄展開了一連串捍衛自身權益的行動,除了到機構投訴、尋求政府機構平等機會委員會(註一)的幫忙,甚至報警,都沒有理想的處理結果:所屬機構因為他要投訴的人是該機構最大的上司,希望私了事情並不公開這起性騷擾案件;而後到平等機會委員會,上司不肯出面會談而無疾而終;錄口供時,警察問話的口吻,讓當事者感到二度傷害,除了要描述極為細節的經驗,警察毫無性別意識的「建議」也讓受害者身心俱疲,「有一個警察問他外面有沒有女朋友,如果有的話這件事就算啦。」曹曉彤說。
這些性別暴力受害者的親身經驗,讓曹曉彤終於明白,原來在外面教導防治性暴力的守則,卻仍有許多的漏洞在裡面。
階級、權力地位、以愛之名以家人關係相稱,都是模糊教會之間人與人界線的開始,也因為教會鼓勵教徒展現自己的脆弱面,讓加害者有機可趁。
曹曉彤認為,最重要的還是「教會要承認有性暴力的問題」,否則後續無法輕易改變。她希望從推動各機構立訂性騷擾防治政策開始,也在教會中鼓勵性別意識的提升,讓教會在性別暴力的防範上可以更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