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藝】藝術，怎麼歸藝術？

或許這是一個好的時機，來重新評價「藝術歸藝術」這樣的意見。李安對金馬發言串進行回應時說，「希望就藝術論藝術」，因為藝術是很純粹的，呼籲大家給電影人尊重。

「藝術歸藝術」究竟能否回應這個問題？這至少可以分成兩個層次來思考，第一，「藝術歸藝術」這樣的論述本身是不是可接受的；第二，在如何看待金馬事件上，它是否提供了好的建議。

第二個問題其實比較直接顯白。在不完全否定「藝術歸藝術」的前提之下，李安的要求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同時也是無關的。

我其實並不認為，在那個事件突然發生、媒體亟需立即回應的當下，李安所說的話真實且完整地反映了他的電影觀點；反而更像是在必須說點什麼、但又不願意造成更大影響的情境下，往既有的通俗意見之中尋了一種方便的說法。

而「藝術歸藝術」之所以能夠成為某種方便之詞，則來自於一整套西方美學當中論證美感經驗、創作與藝術人生之超越性的話語資源，在有關藝術與社會的關係等問題上提供了大量既成的思想原型，例如更廣泛被引申為口號的「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

「為藝術而藝術」的典型理念包括，指出藝術創作並沒有任何社會的、宗教的、道德的、知識的、政治的或者一切在藝術本身之外的企圖。一個藝術作品唯一的目標就是其自身的美好（先不論這終究意味著甚麼）。因此，我們沒有辦法從藝術當中獲得有關外在事物的價值判斷；反過來說，這也表示我們無法從外在的脈絡來批評藝術。或許這也一定程度地描繪了「藝術歸藝術」論者的核心意見。

「為藝術而藝術」要求我們關注藝術的形式，並避免以其內容所涉及的任何外部系統（例如政治主張）來作為評價的基礎。簡單地說，它所辯護的是藝術作品本身，但不包含藝術工作者外於創作、在現實生活中的言說和行動——其實後者根本是「純粹的」政治問題。

難道金馬獎是一個由國家舉辦的電影競賽，這一事實所標誌的政治意義還會不夠清楚嗎？人們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參與這一活動、嘗試在其中傳遞什麼樣的訊息，這早就超越了「藝術本身」的範疇，而成為社會政治事件，人們當然也就談論它的社會政治效應。

即便找出最精巧版本的「為藝術而藝術」論述，也並不隱含著「只要與藝術有關，其政治意義就是無關緊要」這樣的主張。不論是涂們或傅榆的發言，都沒有那種李安所說的、要被「歸藝術」的東西存在。（同時也並沒有什麼能夠算到涂們去年得獎的作品頭上、或者其他入圍的中國電影帳上的東西。）這些言論就是政治本身。

「藝術歸藝術」在這裡是一句廢言，或至少是贅言。或許李安模稜兩可的建議只是希望我們別再討論金馬獎的風波了，因為那些不屬於藝術。這或許構成李安最值得反思的部分。因為就算「藝術歸藝術」是對的，也無法說明藝術之外就沒有更值得人們關注的事物。

不過，除卻邏輯層次的問題，仍然能為李安說句話的地方是，「藝術歸藝術」的概念也並不如這次所見的那樣不值一提。如同許多藝術工作者一直意識到的，「藝術歸藝術」本身就是一種關於政治的藝術主張。而且經歷長期的引申，幾乎也成了一種關於藝術的政治主張。

如果我們願意正視它的政治內涵，我們就不會對它的啟蒙根源感到驚訝。「為藝術而藝術」至少一部分的原型，是從美學獨立的概念發展而來的。人們不時從經驗的考察發現，美感是一種十分特殊的體驗，它常常不依附於事物的功能、效益等外在特性，有時非常直覺，但又不同於單純的娛樂與感官快感。當啟蒙思想家這樣想時，將美學感受與一般的經驗、思考相分離的想法就出現了。

這種對美的直覺或許可以說是李安覺得藝術「很純粹」的那種特質的基礎。不過，理論家一直提醒我們，不要忽略整個啟蒙的知識計畫，總是帶有的整體論的傾向。他們基本上相信人類的各種知識存在連貫的、互相調和的內在聯繫，使得普遍的真理成為可能，且並不會因為學科或者文化的藩籬而相互衝突。人們有能力認識人類感官與思想的運作，正如人們能認識外在物質的運動規律。只要人適當地發揮他們心靈的能力（例如理性），人類能夠更了解自身與世界，過得更幸福。

也因為這樣，藝術活動與美學能力被賦予新的象徵地位，因為這種出於人類自由心靈的創造活動可以說見證了人的精神價值。這才使得「為藝術而藝術」值得追求。因此，像康德、席勒等「為藝術而藝術」的「父輩」，雖然認為美感與藝術獨立於其他現實目的（或者，以康德的術語來說，是「無關利害」〔disinterested〕的），但是他們卻也從未放棄這樣一種架構，即美學與其他重要的人類價值，如真理（真）、道德（善）在更高的層次上是彼此連繫的。

康德相信，「美是道德的象徵」，但這並不是透過使藝術成為任何特定信條的教訓。相反地，當我們從藝術當中獲得普遍而真誠的感動，正是這樣自由和諧的心智活動，擺脫了來自物質或道德教條的外在桎梏，能夠引領人心去領略超越個體意義的更高價值，使我們成為一種更好的人。這也並非全然是啟蒙的發明，事實上柏拉圖就曾經表示「愛欲」（包括對美的喜好）可能使人能認識更大的善。

我們不該忘記，使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使社會成為更好的社會，這是席勒「為藝術而藝術」的真正追求。很清楚，這項工作完全是政治的內涵。

為了達成這樣的目標，應該保全藝術的解放，避免其受束縛而偏離了純粹的美學經驗，以致無法啟迪人性中可貴的部分，為人類整體的提升作出貢獻。也因此有人認為這個慣用語，依照它早期的理想原意，應該擴寫成更綜合的「為藝術而藝術，然後為真、為善、為社會而藝術。」這與我們今天在金馬獎上使用的意思相當不同。

在這基礎上，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消極抵抗「外力介入」的詮釋，「為藝術而藝術」仍然可以有其積極的內涵。縱使有些抽象，但其實這種從今天看來難免八股的美學洞見，至今仍與我們的藝術經驗相關（電影也不例外），而且這也是我個人認為「為藝術而藝術」在當代保有其意義的唯一方式。「為藝術而藝術」不該成為那些懷有「遺世而獨立」之幻想的藝術工作的辯詞，相反，「為藝術而藝術」應該使藝術工作自己成為對世界的「外力介入」。

如果我們能夠這樣理解「為藝術而藝術」，在此基礎上思考藝術獨立性與政治的關係，或許我們反而會為今天的爭論感到可笑。因為正是為了更好的政治，我們有理由捍衛藝術的自主空間。而經由這樣的藝術，我們才期許自己與他人能共同成為一種更在乎公理的人，而非算計自身利益的人；成為更正義的人，而非漠視壓迫的人；成為更能夠去愛的人，而非給予傷害的人。果真如此，這將會是「藝術歸藝術」給我們最大的啟示。

● 本文作者汪彥成，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碩士，目前從事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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