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千萬人的城市裡尋找記憶的家──Amir的手繪地圖

我們和Amir的認識是在去年（2016年）的八月，Amir知道TIWA每月固定到台北監獄探視受刑人，遂寫信來到TIWA來，希望有人也可以來探視他，他說在他入監服刑的四年多來，從來沒有人探視過他。

TIWA開始關注異鄉的移工受刑人，始於2013年宜蘭特宏興368號漁船喋血事件，六位被控殺害船長的印尼漁工，跨越了那道殺人之門，犯下了法律不容許的罪刑。然而他們犯罪的前因後果，他們如何一步一步的走上、最後跨越那道殺人的界線？是什麼原因讓人犯下殺人的罪行？這中間的漫漫過程，也許是個人的、是環境的、是結構的、是種種複雜因素，都不能視而不見。

基於這樣的原因，在2015年我們開始到監獄探視被囚禁中的特宏興368號的六位受刑漁工，發現他們在獄中的處境極度艱難，獄中所有日用品，例如衛生紙、肥皂、洗髮精等等，都必須自己購買，在台灣無親無故的他們，只能靠獄友的幫忙或是以在獄中的工廠工作一個月一百多元的工資支付。

但最艱難的是與故鄉斷了聯繫，有些人在案發一年多後，仍無法與家人取得聯繫，也許因為文盲、也許因為故鄉太偏遠，沒有準確的地址。他們的刑期14年到28年不等，被困在異鄉，雖然活著，但今生今世可能無法再與最親愛的母親、父親見到面了。六漁工之一的Konedi 曾跟委任律師說，不要再幫他想辦法連絡家人了，讓家人當他死了吧。

探視他們的起心動念是希望讓他們知道在監獄外面還是有人關心他們，讓他們在異鄉的囹圄中能感受到一點點的關懷。在這之後除了特宏興368號的六個漁工外，也陸續探視了身陷其他案件中的移工受刑人。

實地走訪印尼取得與家人的聯繫

2015年初，透過印尼藝術家Irwan和Tita的幫助，與六受刑人漁工的家屬搭起了橋樑。我們前去印尼，實地走訪了六漁工的家庭，帶回了他們的家人的影像、書信、地址與電話號碼，讓從故鄉斷了線，被海風吹走的思念，能有所寄託與聯繫。

2015年印尼行回來之後，我們探望時最常問他們的話題就是，有沒有寫信回家？有沒有打電話回家？有沒有收到家人的回信？家人有沒有接到電話？說了什麼？雖然最常得到的答案是，「有寫信了但是沒收到家人的回信」或是「打電話了但是家人沒有接」每當聊到這樣的話題，Amir相對沈默。他說他有四個小孩，一個小孩在媽媽那，另外三個小孩在太太那，太太可能跑掉了，他也不知道。

澎湖蟹工船喋血，刑期12年10個月

Amir寫給TIWA的信。(TIWA提供)

「找到的機率不大，但是不去就完全沒機會」

我們在雅加達的行程很緊湊，拜訪許多和移工相關的組織與單位。在雅加達的最後一天，終於有一個比較空閒的早上，我們拿出Amir手繪的地圖給住在雅加達的印尼藝術家Tita看，他將Amir手繪的地圖與Google Map來回的進行比對，Amir記憶中的位置與現實的地理環境呈現蠻大的落差。Tita認為找到的機率不大，一來無法準確的依照手繪地圖找到位置，二來雅加達北岸的貧民住宅人口密度非常的高，都市區域又不似鄉下居民互相認識；但是不去就完全沒有機會找到。我們一致的認為，不管機率再怎麼小，都要去找一找。

我們搭乘三輪車往雅加達北岸出發，沿途三輪車車伕不斷停下來，拿著Amir的地圖向路人問路，隨著三輪車的不斷前進，我們感覺離都市的中心越來越遠，最後我們停在一間印尼連鎖超商Alfa Mart前。

在千萬人城市裡尋找記憶中的家

我們一群人在Alfa Mart前吱吱喳喳的討論方位，此時一位從超商買東西出來的女士，看見我們一群人圍看著一張地圖，她湊了過來，看一看之後，立刻表明願意為我們帶路，原來她是當地學校的老師，許多居民都認識她，她說由她來問路大家會比較願意回答。或許她在Amir的字裡行間以及從那整齊的線條與標註方位的地圖中，看見寫信人濃厚的思念之情，那欲歸鄉卻歸不得的苦澀，只能由遠方陌生的朋友代為尋找家的方向。

我們跟在當地老師Dewi的身後，鑽進狹小的巷弄之中，時而向右拐、時而往左鑽，兩旁的居民悠閒的坐在門口聊天，或彎著腰在路旁洗頭，也有因天氣熱中暑被媽媽刮痧而痛哭的孩童，抬起頭來二樓的房子垂吊著許多剛洗完的衣褲。

居民看見一群陌生的異鄉人，在他們生活的巷弄穿梭感到很奇特，在問路時，一大群本來在路上玩的孩童全都圍了過來。隨著Dewi向居民問路的次數增多，我們隱約感覺似乎就快找到了。當Dewi向一位老太太問路，隨後轉過頭來對我們說，這是Amir老婆的母親，我們一陣驚呼，終於找到了！

憑著Amir從獄中寄給我們的一紙手繪的、只有相對位置的地圖，竟然讓我們這群從台灣飛至印尼的異鄉人，在千萬人居住的雅加達中找到Amir的家。Amir的老婆Desy說從2011年就失去Amir的消息，在這之後她不斷地詢問仲介Amir到底怎麼了？得到的回應都是Amir很好。

對於一群突然尋訪至家中的台灣人Desy感到驚訝不已，本來今天欲出門的她，臨時決定待在家中，就這麼巧的讓我們找到了她。大女兒在學校唸書還沒回家，二女兒和鄰居在外面玩，最小的女兒在Amir最後一趟出遠門時還抱在懷中，如今已調皮地在我們身旁，好奇地看著我們。

Desy焦急地向我們詢問Amir的近況，我們把台灣監獄的假釋制度向她說，明，如果Amir在獄中表現良好，是有機會可以提早出獄的。我們將Amir寫給TIWA的信給Desy看，在室內陰暗的燈光下，旁邊的電視閃著螢光，Desy看著看著，安靜地流下淚來。

為了生存、為了孩子、為了種種經濟因素的考量，丈夫不得不的到海外工作，與丈夫相別離。而後失去丈夫的消息，萬般打聽得不到回應的焦急。當六年過去了，也許心情慢慢地恢復平靜，接受現實，為了三個女兒還是得堅強的生活著。此時出現一群陌生人，帶著深陷牢獄之災的丈夫的思念前來，Desy流下的淚，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心情？

我們問Desy要不要寫信給Amir，也留下獄中的地址給她。她寫了信，和我們互相加臉書的好友，她說如果有什麼消息要跟Amir說，她可以透過臉書跟我們說，我們再將訊息帶進獄中，因為寄信太貴了。臉書上的Desy笑得很開心，化妝化的美美的。

最後我們幫她與女兒及岳母拍了張缺席一人的全家福照，離開了他們家。

從小小的４＊６照片回望故鄉

回台灣之後我們將拍攝的照片沖洗出來，寄至監獄當中，每個受刑人最多可以收到五張相片。隔了幾個禮拜，我們到獄中探視移工受刑人，探視的當天早上他們正好收到信，每個人在那天的心情似乎都特別好。

雖然身體身陷牢籠，但是思念的心透過小小的４＊６照片，看見故鄉、看見妻子、看見女兒、看見家，何時才能歸返？Amir說老婆胖了些，問我們她有沒有再婚，當他得知沒有時，緊張的神情似乎鬆了一口氣。

何時歸鄉？

每當台灣人面對移工議題，總會有人用種歧視性的口氣說，外勞來臺灣賺個三年，回到家鄉就變成有錢人了。彷彿這些受苦受難、這些剝削、這些血汗都是可以被忽略的，然而我們不僅不願意忽視，更要問的是，想要賺錢回家的夢想中，有多少人成功了？又有多少人失敗了？

我們看到歸鄉後，買地蓋房的工人，這是理所當然的，那本是辛苦勞動獲得的成果。但是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折翼在異鄉的工人，他們或許被雇主不當的對待、或許被積欠薪資、或許因工殤而殘缺、或許被仲介超收費用、或許被要求許可外的工作、或許被扣留護照證件、或許被惡意刁難，更多的人背著貸款的仲介費負債回家，更甚者如同這些在獄中的移工受刑人，不僅沒賺到錢，連家都回不去。

收到第二張手繪地圖

找到Amir的家之後，過了好多個禮拜，我們收到另一位受刑人Didit的信，為Amir找到家的事情似乎也在獄中傳開了，Didit的信中附上他的手繪地圖，他也希望我們能去拜訪他的家人，帶回一些照片。為受刑人尋找家，拍攝一人缺席的全家福的故事不會中斷，這或許會是之後前去印尼的超級任務，為移工受刑人尋找失聯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