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劫回歸：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三年之後

2013年，有三個印尼漁工來到TIWA的安置中心，眼睛裡還存有被大風大浪掃蕩過去的痕跡。他們從一艘名為特宏興368號的漁船來，船上有九名漁工，六名以殺人罪被起訴，送進宜蘭看守所，只有他們三個僥倖逃過一劫，有幸踏上回家的路。他們是幸運的，如果在那個當下他們做了不一樣的決定，上前去推了一把，動手參與這起海上喋血案件，也許現在也在牢獄之中。生與死、裡與外、囚禁與自由、懊悔與原諒，只在一線之間。

過了三年，TIWA一行人有機會再踏上爪哇島，很想知道逃過一劫的Iman、Jenal、Waehidi他們過得好不好。行前我們得知，Iman不在印尼，他上了遠洋漁船到夏威夷附近的海域工作；Jenal在韓國當漁工，即將返回印尼；Waehidi再過不久要登上前往斐濟的漁船。

2017年4月，我們開在中爪哇Tegal的產業道路上，遠遠就看到穿著紫色格子外套的Jenal，他頂著烈日跨坐在機車上，指著我們的臉咯咯笑了幾聲。除了原來及肩的頭髮被削去之外，他的面容幾乎沒變。 我們開著租來的車子跟隨他一路奔馳，駛離熱鬧的市區，在一條沒有標示的岔路向左行去。一間漆成黃色的平房是他與妻子、父母、手足同住的家，是我們從未見過的屬於他的地方。

遺失在太平洋的記憶

Jenal的孩子才剛出生一個星期，他初嚐為人父的滋味，顯得很是興奮。黃澄澄的牆面與桌上擺滿的香蕉、蛇皮果、糕餅，都透露著初生的氣息。妻子在台灣當過三年的看護工，中文說得比Jenal流利許多，一手抱著孩子，一手招呼我們，其他家人也紛紛出來跟我們問好。

以前從沒聽過他有對象，我笑問「你什麼時候追到了一個老婆我們怎麼不知道？還生小孩了！」

他說以前在漁船工作，仲介總是恐嚇他們，船靠岸絕對不能亂跑，以免被警察抓回印尼。他不聽，好不容易出國工作，平常面對令人極度疲累與倦怠的海上工作，哪也不能去，抓緊機會當然要看看台灣到底長什麼樣子，以免回家連個地名都說不出來，怎麼敢說自己到台灣工作過！他和朋友悄悄跑到台北車站閒晃，遇上現在的妻子。

他的生命一半是在海上。還沒成年就跑去斯里蘭卡，反正成為境外漁工的門檻極低，不用受訓、不用龐大的仲介費，只要願意去，仲介公司會負責把需要的文件全部準備好，凡舉護照、船員證、身分證，沒有什麼不能假造。漁工要準備的只是隨時可以上工的新鮮肉體。

再來又上了印度漁船、泰國漁船，然後是台灣的特宏興368號。中間遇過欠薪、船隻故障、契約不符、船上暴力⋯⋯去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船上，每次都有問題，每次都無功而返，存不上錢。我說你在台灣遇到這麼大的事情（特宏興案），應該不敢再上船了吧。不，Jenal從台灣回印尼不久，又上了韓國的漁船。每次上岸都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村子裡也沒有工作機會，想想還是上船吧。這像是賭注又像是宿命，明知可能賠個精光，下次還是會繼續賭下去。

我們除了想看看Jenal回到印尼後過得怎麼樣，同時也渴望再知道關於特宏興案的更多細節，了解海上工作場域的複雜性是如何在最後交織成一個悲劇。Jenal當時後在法庭上不敢說的，也許過了三年可以在家鄉更坦然地聊開。

「你在特宏興上工作了多久？」
「忘記了。」

「你那個時候有拿到薪水嗎？」
「忘記了。」

「你怎麼沒有跟其他人一樣動手？」
「忘記了。」

「你還記得船上其他印尼人的名字嗎？」
「忘記了。」

「你覺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不知道⋯⋯」

也許是不願再回想那場風暴，又或者是出於本能的心理防衛機制，他的記憶如同丟失在2013年的太平洋，打撈不上來。

我們還是有一搭沒一搭聊著，聊村子、聊工作、聊小孩、聊家裡、聊當時在安置中心的日子，最後他似乎是想到什麼，開口說到「在船上工作太辛苦了⋯⋯我本來打算下次靠岸就要跟朋友一起逃跑，沒想到就發生那件事⋯⋯」

Hati-hati，小心，再會

「那個時候你有看到事情生的經過嗎？」
「我本來在睡覺，看到的時候他們已經在打架了，我嚇到，趕快跑回船艙裡面。」

「你覺得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工作很累，在船上工作久了，精神都會變得不正常⋯⋯」

Waehidi這天特地穿了一件在台灣買的T-shirt，右手臂印有半紅半白的印尼國旗、左手臂印有青天白日滿地紅，兩面國旗隨著他行走時的手臂在烈日下擺盪著。

我說他們在台灣的境遇仿如一場風暴過境，回印尼才擺脫這場夢魘，但是Waehidi 的臉書名字甚至冠了個「Formosa」，即便回到印尼，福爾摩沙仍在每日的網路生活中緊緊伴隨他，標誌出他曾經是海外移工的身份。我又怎能直接說這是惡夢還是美夢呢？

歷經特宏興案後他返回老家，到處做雜工維生，妻子也去工廠上工維持家計。不過孩子出生之後，妻子只得留在家中照顧 女兒，Waedi到處打工的錢遠比不上花錢的速度。他的弟弟已經在開往斐濟的漁船上工作兩年，每三個月可以寄一次錢回家，Waehidi想了想，還是決定去了。

「你不怕再遇到像之前一樣的事情嗎？」
「不怕啊！也沒辦法吧！」在家裡沒事情做，養孩子要錢。海，還是要去的。

我們在早晨拜訪Waehidi，下午他就要離開。

黑色帆布袋塞得鼓鼓的，我問他兩年份的行李帶了什麼？他拉開拉鍊，翻出衣服以及幾個黑色塑膠袋，袋子裡全是成藥。「藥要自己帶，生病就完了！」

漁船上缺乏醫療資源，不要說醫療人員了，就連基本的醫藥用品都不見得有，大家只好各自努力，每個人要上船前都記得備好各式各樣的藥品。誰知道兩年裡會生什麼病。病了，別想病了怎麼醫，只想病了還能怎麼撐著繼續抓魚。

「最重要的香菸呢？」在高強度的勞動環境之中，菸、酒是最簡便的調劑用品，少了它們怎麼工作。
「在船上買，老闆再從薪水扣。」
「不會比較貴嗎？」
「不知道。」就算貴了，也不能怎樣，該抽的菸哪是那麼簡單就能戒的。

我們一行人擠在小車裡，載Waehidi到仲介公司準備上工。這家仲介公司與他彼時到台灣的仲介公司是一樣的，即便公司的名字和招牌改變，其實是同一批人、同個地址。發生海上喋血的重要原因並不只有勞資間的緊張關係，還包含一系列的制度及使這個制度順暢運作的管理者，仲介就是扮演這樣的角色。

海上喋血的案件喧騰得轟轟烈烈，憤怒的、悲傷的、恐懼的、懊悔的情緒在蒸騰的空氣中瀰漫，然而越是這種時刻，我們更是要去問在眾人激昂情緒中顯得「不合時宜」的問題，為什麼這件事情會發生？

「為什麼薪水是由仲介來發？」
「為什麼工作半年還沒有領到薪水？」
「為什麼仲介在出事之後還可以換個招牌重新再營業？」

這些問題遲遲沒有任何解答，可能在整個制度做出變革以前，也不會有人來告訴這些前仆後繼的漁工，他們即將遇到什麼。

我們只能說「你真是不怕死！」不怕死的不只是再度出海這件事情，連仲介公司都是同一個。在某種理性思考之下肯定覺得這很荒謬，但對於攤在眼前的少數選項，Waehidi只能硬著頭皮選了。「下次有沒有可能真的就完蛋了？」這不是他們要考慮的問題。

Waehidi穿著襯衫、牛仔褲、靴子，一身體面，明顯不是適合在船上勞動的打扮，仲介公司的大廳已經坐滿像他一樣打扮的年輕人。入口處有一張大大的世界地圖，他即將前往的斐濟就在地圖上的一點，顯得特別渺小。

我問「還記得台灣在哪裡嗎？」望著攤在牆上的世界，他已指認不出來。

我們幾個台灣人在大廳晃悠，仲介公司主管隔著玻璃窗在背後緊盯著我們這些拿著相機的「可疑人士」。我們只好假裝無辜的親友團，攬著Waehidi在世界地圖前拍照、道別。

說了最後一句Hati-hati，Waehidi就要上船。我們只能祝福他，健康平安，活著回來。

漁工的生命，有時風平浪靜，有時驚濤駭浪，卻總在好不容易靠岸時，重新凝望大海，進入下一次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