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詹姆斯：監獄作家的社會復歸之路（下）

會認識歐文和他的文章，是因為一連串搜尋資料而產生的不期而遇。當我在搜尋挪威開放式監獄的文獻時，偶然讀到歐文的報導。與多數報導不同，歐文寫挪威開放式監獄，不強調硬體設備的豪華，或戲稱那裡是渡假勝地，而著重闡述挪威矯正機構對於協助社會復歸的務實。其後，當我想要尋找與獄政相關的討論文獻，也常發現歐文的著作。

興起了採訪念頭後，我其實對採訪邀約不抱過多期待。更生人需要平靜、不被異樣眼光看待的生活。作為英國知名報紙的專欄作家，歐文半公眾人物的地位讓他必須費心應付媒體的報導，他曾因此心力交瘁。

在衛報的作者介紹中，並沒有提及歐文的真實身分，以及確切犯下的罪刑。從歐文開始寫作以來，許多八卦小報絞盡腦汁的刺探、猜測歐文的過去。2006年，歐文依衛報要求撰寫關於其於法國外籍兵團服役的經驗。為了不讓自己的過去被揭發，他捏造部份的時間地點等細節訊息。這件事情最終於2009年被揭穿了。歐文對此撰文道歉，並從此公開了自己的身分。幸而，讀者們仍然體諒他的煎熬，並繼續支持他。歐文在此後仍會從事演講等公開活動，但他對於與媒體的互動依舊謹慎。

沒想到，在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出面連絡下，歐文爽快的答應我們的採訪請求。於是，我與曾任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秘書的偉勝一同來到英國鄰近威爾斯的小鎮惠特徹奇（Whitchurch）與歐文見面。

在咖啡廳一坐下，我先感謝歐文願意信任我們，同時我也十分好奇，對於來自陌生國家的我們，歐文似乎沒有太多的懷疑。歐文笑笑：「我太清楚英國記者的伎倆了。」他表示，在利用網路確認過我宣稱自己所屬的社運團體是真實存在，並加上英國貿易文化辦事處的背書，相當程度保證我們並非別有用心的八卦記者。

被恐懼支配的監獄暴力文化

訪談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監所受受刑人間的暴力、殘忍文化。這在台灣是社會心照不宣的公開秘密。例如今年年初，台北監獄發生了一名侵占罪受刑人被同房受刑人連續11日的毆打虐待致死的事件。在英國也是如此，被控謀殺繼女，

六年後始受平反的尚．詹金(Sion Jenkins)在入獄期間曾經多次收到死亡威脅，包括一次入浴時差點被三名受刑人溺死。我們疑惑這樣的現象是如何形成的。

歐文將這樣的情形稱此為監獄的負面文化。

在這樣的狀態下，受刑人之間沒有任何結構體制，監所管理規則也不足以形塑受刑人間的交流模式。原始，殘忍而暴力成為了監獄文化核心。一個特殊，法律無法控制的階層關係產生。受刑人必須適應這種與一般社會截然不同的生存環境。

造成此種結果的原因是受刑人心中的恐懼。首先，是對受刑人權益握有生殺大權的管理者的恐懼。此外，受刑人也會因為自己所犯的罪感到痛苦，並對對外面的社會大眾怎麼看自己感到不安。再者就是以及對於其他受刑人出於未知的恐懼。

即便是施暴者，其實也是恐懼的。他們會去健身房鍛鍊，並展現出強悍侵略的一面，但其實是恐懼讓他們這樣做。

這樣的文化難道沒有辦法藉由監獄官監視獲得控制？尤其是在英國和台灣，監獄官大部分的工作似乎都集中在安全、戒護上。

歐文將監獄文化形容如同競技場的原始狀態。「而監獄官就是在競技場上坊間事的觀察者，他們可以看到每天監獄內的活動，但無法得知實際上發生了甚麼事情。除非實地身在這種原始的狀態中，才能真正理解問題何在。」

這樣殘忍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呢？

歐文表示，唯一沒有讓他看到這樣負面文化的是挪威的監獄。他曾獲邀參觀挪威高度戒備監獄西恩(Skien)，並採訪過開放式監獄巴斯托伊。在西恩監獄，他有機會在受刑人們於運動場運動時，與他們交談。多數受刑人是必須服刑15 、20年的重刑犯。在和他們互動的過程中，歐文幾乎感受不到這些恐懼、焦慮等情緒。「在挪威的監獄，我發現，因為他們的態度是要幫助受刑人，整個矯正系統的目的就是幫助受刑人，不再重蹈覆轍。所以在挪威，負面的監獄文化並不強烈。」挪威的受刑人在監獄中，受到監獄官，以及心理醫師、教師等各方面的專業協助。甚至受刑人也被鼓勵彼此間相互扶持。

監獄人道處遇：為了更安全的社會

而在英國，政府不願意投注資源受刑人的教化。除了監獄官的人數，每年的預算也持續降低。法務大臣克里斯‧格雷林（Chris Grayling）最近表示：「我們要用更少的預算做更多的事。」但缺乏預算，意味著受刑人更常被鎖在牢裡，更少機會接受教育。

輕視教化，以及監獄中種種非人道處遇的結果就是高度再犯率。在英國，超過一半的更生人在一年內再犯。社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視為不知悔改的社會渣梓。然而，受刑人在再犯循環無從脫身的理由正是政府對他們真實需求的忽視。

但英國似乎持續走回頭路。法務部長格雷林上任以來，持續提出對監獄嚴格管理的政策。受刑人在入獄開始兩周內必須穿囚服，寄信、接受包裹、書籍等過去理所當然的權利變成表現良好者的特權。格雷林表示這些改革是因為過去英國受刑人在監獄中過得太舒適，並沒有真正痛定思痛，為了讓再犯率降低而執行此政策。

而挪威證明教化，比起漠視受刑人需求，甚至剝奪受刑人原本所剩無幾的權利，更能維持社會安全。相較英國超過50%的再犯率，在挪威，再犯率大約是30%，常被揶揄的開放式監獄巴斯托伊監獄的受刑人平均再犯率則是16%，可說是全歐洲最低的再犯率。

不過，挪威的制度是否適合是用在英國呢？歐文對此表示肯定，但他認為政治人物的道德勇氣是前提。

然而歐文認為，報復的想法太消極。重視教化，以及人道處遇的重點不是在受刑人的權益保障，或是原諒受刑人，而是為了降低再犯率而讓社會變得更安全。挪威人支持他們的監獄制度，並非他們不痛恨犯罪人，而是他們明白這樣的制度是有效的。

更生：回到不盡寬容的社會

和社會大眾印象不同，歐文認為自己在監獄裡遇到的大部分的受刑人，都渴望改變。但在監獄中，改變是不容易的，保持積極更是不容易。誠然，每個人都要為了自己的犯行負責。但有時候，這些受刑人往往曾身陷身不由己的遭遇中，童年的家暴和創傷是最常見的原因。有些人的問題過於根深蒂固使他們終究無法戰勝。此外，受刑人感受得到社會普遍對其的排斥和敵意，更令他們感覺到，改變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幾乎永久被社會拒絕了。

歐文猶記過去英國首相約翰‧梅傑（John Major）對監獄的看法：「我們應該對他們少點同情理解，多些處罰報復。」這也引導社會對於犯罪者的態度趨向報復。

歐文認為，自己的社會復歸之路是幸運的。

此外，歐文在監獄中保持警醒，不被監獄的管理體制化。

當然，歐文並非完全一帆風順。面對曾犯過的過錯，懊悔仍然時時湧上心頭，他仍在學習如何面對。他曾經採訪過彌岑夫婦，他們的孩子吉米因為和街坊的問題少年起了口角，在對方盛怒時被無辜殺害。彌岑夫婦為了不讓類似的悲劇發生而創立了吉米．彌岑基金會(Jimmy Mizen Foundation)，他們堅強的走下去，但他們對於失去愛子的哀慟是永遠難以平復的。對歐文來說，那是對艱難的一次採訪。

最後，我想起衛報前副總編伊恩．卡茲在歐文仍於監獄服刑時，問他出獄之後期待。當時，他回答：「我想要住在一個夠接受我的社會。」我問歐文，現在他已經離開監獄10年，有著受人肯定的寫作成就，他是否覺得自己已經住在一個能夠接受他的社會了呢。

我們驚訝於歐文的不假思索。但從英國政策的趨向，媒體的氛圍，以及社會對監獄的態度，也許這個答案是理所當然的。歐文終究是回到這個不盡寬容的英國社會，一個將來也許仍不時會將他的過去挖出來，以質疑他的社會。但歐文選擇面對。他目前正在撰寫第三本書，內容將描述他的前半生，從破碎的童年到犯下強盜殺人的故事。那時，英國社會是否能如此接受這麼坦然的人生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