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網路隱私行動週】淺論比例原則：政府隱私監控的準則

進入數位網路時代，當網路成為一個主要的交流機制後，是否也產生了一些新興的風險？關於這樣的提問，早不是什麼新鮮的事物。幾乎所有熟悉網路的使用者，或多或少都曉得，「隱私權」將是網路世代的核心問題。在今日，幾乎所有的網站都會放上一份「隱私權聲明」，而一個稍微注重個人隱私的網路使用者，也會在註冊帳號時，盡可能偽造一切的個人資訊，降低個資外洩的風險。誠然，偽造只能降低，而不是徹底根除風險（畢竟所謂的「後設資料」（metadata），包含了更多無法被偽造的訊息），但使用者會顧慮自己的網路隱私安全，至少是不爭的事實。

誰能取得我的資料？當人們習慣把目光聚焦於防止駭客入侵、要求企業強化防火牆、勿將使用者隱私挪作營利的同時，必須被再次提起的，其實還是那個從未缺席的老大哥。它一直都沒閒著，始終在與時俱進，默默更新自己的行動。時至今日，監聽、監看似乎已是落伍的把戲，選擇向網路企業施壓，甚至是暗地裡雙方的攜手合作，往往才是取得個人隱私的最佳途徑。2013年6月，Edward Snowden披露的稜鏡計畫（PRISM），便清楚昭示了這個現實。而面對公權力的無孔不入，人民除了期待政府會自我醒覺，不再恣意侵擾個人隱私外，是否還能有其他的因應方式？在數位網路時代，人民是否可能先行約束政府的相關行為？

理應要有的。即便只就台灣來看，政府也從不被允許任意而為。當監聽、監看還是政府偷窺人民的主要手段時，那個問題叢生的〈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仍多少能使人民要求政府，在通訊監控時，要按著該有的程序與權限來進行。但令人納悶的是，進入資料更細緻、複雜，更容易滋生隱私問題的數位網路時代後，人民卻並未更注重這個面向。才制定沒幾年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已淪為保護政府資訊不透明的幫兇不說，竟也未得到該有的關注。

箇中原因，當然可以稍做臆測。也許是政府無意倡議；也許是在網路場域裡，外洩的多半是使用者的後設資料，由於內含的資訊不如監聽、監看那樣包山包海，政府就算拿得再多，使用者也不容易有嚴重的被侵犯感；又也許新聞媒體也得負上一些責任。畢竟每當檢調單位透過取得網路個資，而迅速偵破案件後，媒體總是義無反顧地以正面的形象將之呈現，久而久之，存在即合理，這些手段似乎就被合理化了。

但反正無論怎麼去解釋這樣的現象，足夠確定的是，不管政府或人民，台灣整體至今仍未正視網路監控的風險。我們既輕忽後設資料的重要性，也無視那些理應被提出的重要困惑。特別是人民，當人民不追究政府蒐集個資的目的，不探問索取資料的部門，不理會手段的必要性，也不在意個資的後續處理，所導致的後果，就是像現在這般，政府連裝模作樣都懶，檯面上全無任何的正規程序，即使有人想監督，也無從監督起。

此外，真正殘酷的現實或許更在於，唯有夠多人意識到上述困惑，並試著去回答它，監督才成為可能。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其中的一類回答，正構成了所謂「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的內容。儘管這個被歐陸法採用已久的原則有各種變形，但大體而言，堅守比例原則的人會認為，政府不只得基於某些特定理由才能侵犯人民權利，且在打算侵犯人民的權利「前」，還必須先權衡該手段所造成的侵害，和其所獲得的利益之間，兩者程度是否相稱。換言之，作為一個預防性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比例原則意在防範政府可能的濫權行為，它要求政府盡可能謹慎地對待人民的權利。

回過頭來，隱私權作為重要的基本人權，政府若意圖干涉，自然也須受此原則檢視。一個能通過比例原則檢視的行為，才有基本的正當性可談。因此，把握住此原則，人民就能重新檢視政府的某些作為。好比「預防犯罪」應否成為蒐集個資的名義，又或者，當政府在蒐集個資上犯了錯，是否也該負起相應的責任。人民必須藉此逐一審視各個環節，才能在權力者面前，尋得權利所在的璩隙。

最後，還是免不了要說，比例原則固然重要，但人數也永遠是個關鍵。既然這是個一談到「隱私」，每人都一副我略懂的網路時代，人民就更該意識到，不是只有政治人物出事了，才算大事；不要等企業個資出包後，才開始覺得自己好危險。事前預防永遠比事後哭喊來得單純。唯有多數人民在日常有所警覺，知道有個更大的體制，隨時在打著自己的主意，如此一來，才有機會在這樣的時代，杜絕政府資訊監控上可能的濫權，使個人隱私獲得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