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韓韓跑新聞,剛滿5年時間,加上大學時期往返的前置作業,加起來,剛好7年多。過去閱聽眾總說,對楊記者印象最深刻的報導,莫過於採訪韓國電視台的罷工,讓他們看了都感到熱血沸騰。時常也有很多人問,為何我會一頭栽入去帶出這個議題。
高中畢業那年,我開始自學韓語;我沒上過任何補習班、沒請過家教,手上有的,就是韓國語教育文化院所出的教科書,隨程度分為一到三冊,我一課一課唸完、一本一本讀完,此外,就是收看韓國電視台的晚間新聞。
作為科技與資訊大國,10多年前起,電視台播完晚間新聞(其他時段新聞也是)後,就會同時把單則與整集影音畫面,連同逐字稿,放在官網上。唸完課本後,我就開始打開電腦,一則一則影音和文稿跟著看、跟著讀。
那時主要電視台只有三家,KBS、MBC和SBS,有線新聞台就YTN一家。韓國的電視新聞,還維持著台灣有線頻道興起前的傳統樣式,甚至帶點戒嚴時期的風味——雖然布景絢麗,但字幕標題極少,男女主播搭檔,表情嚴肅、正襟危坐播報新聞,沒有太多口語,沒有表露情緒。
MBC和KBS是我最常看的兩家電視台,兩家都是公共媒體,KBS在樣式上比較追求傳統權威,MBC則求新求變,又勇於批判政府。正式跑新聞後,24小時直播的YTN,經常也成為我掌握即時資訊的管道。
我開始看MBC新聞,是李明博當選總統前後,到美牛燭光示威這段時間,每天都在檢驗政府在談判過程中,出了什麼問題、哪些疑惑得解開,也帶出民眾的憤怒,主播更在播報結束前一一點評,幫助觀眾了解,今天新聞的核心意義在哪裡。
這樣的內容很難、當時我聽得很痛苦,無時無刻必須查閱字典,而MBC有時下手太重,甚至帶有煽動性,我並非全然都能接受這樣的呈現方式,但看了他們家的新聞,我確信,我若進入新聞圈,就要成為像他們一樣的記者,時時批判與監督權力。
燭光示威後,我嗅到韓國的大環境,出現變化;保守派執政黨把持的國會,強行通過法案,讓保守派大報,能進軍有線市場,開設電視台;KBS、MBC、YTN等公共性質的無線電視台和新聞頻道,社長接連出現異動,由與李明博交好者,甚至是過去為李明博輔選、在競選總部媒體總召的人擔任。
很明顯地,經過美牛燭光示威,讓李明博灰頭土臉後,政府想將手伸入媒體。這時,各家電視台罷工越來越頻繁,對台灣人來說,我們根本難以看到,國內有哪家媒體,敢為維護自身工作權益、編採自由及新聞品質而罷工,所以我決定把這樣的議題,帶回台灣。
而此後,我親眼看到自己曾經最喜歡的MBC電視台,開始走向黑暗期。
2011年11月底,保守派執政黨再度挾席次優勢,通過韓美FTA決議案。不過3年前,MBC新聞天天狂打政府喪失談判原則與對美國放水,3年後,MBC新聞變成聚焦在反對派議員的阻撓、造成國會議事停擺,最重要的FTA利弊分析,擺在第8條順序,輕輕帶過。
新聞變質,連在現場採訪的MBC攝影記者,都成為示威現場的民眾,毆打洩憤的對象。而人士干預和新聞箝制,同樣出現在其他電視台。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MBC、KBS和YTN工會,決定發動聯合罷工。
從2008年,李明博上任後,一齣齣箝制媒體的劇碼,就接連在這三家電視台上演,過去他們單打獨鬥,如今他們合起來抗爭,但換來的,是連串整肅。參與罷工的人被懲處,多名工會幹部被解僱,創下軍事獨裁政權後的最大規模,資方更是以連串莫須有的嫌疑,控告工會,於是他們展開了長時間的訴訟。
韓國電視台的記者,為爭取完整的報導自由,耗費了7年青春,這段時間,能把嬰兒養大上小學、足以讓他們在職場升遷,足以讓他們容顏變老,但他們仍決心投入抗爭。
因為他們意識到,今天若公共媒體遭政權干預,只有當局者的野心企圖,能被凸顯出來,社會底層弱勢的聲音將受忽略,政府就能更加為所欲為,如此國家將陷入惡性循環。
金進赫導演的「7年:被出賣的新聞」,韓文原標題為「7年:沒有記者們的媒體」,講的就是這個追求完整報導自由的過程,還有當產製新聞的體系失控後,社會發生甚麼樣的問題。
裡頭拍攝到的許多鏡頭,我當時人就在現場,深刻體會到韓國新聞工作者,從一開始投入抗爭熱情,到最後被解僱、官司越拖越久,慢慢陷入絕望與飽受折磨的經歷。
《7年》帶到的結尾是2015年,實際上,他們持續抗爭到進步派的文在寅上台過後,直到親前朝的經營層遭撤換,記者們的抗爭才結束,各家電視台接連回復正常,也就是說,實際抗爭時間,遠多於7年。
台灣人看到這部片須時時警惕,我們享有比韓國更開放自由的環境,從來就不是輕易地從天上掉下來;而面對逐漸惡劣的新聞工作環境,記者若沒有自省,也不從尋求方法解決,只是安逸於現存環境,那麼沒人能救得了自己。
2008年,李明博當選南韓總統後,政治與財團的黑手大舉伸進媒體產業,干涉審查不曾停過。情況越來越惡化,報導真相與捍衛新聞自由的記者們,竟大批遭到電視台革職清算,不畏強權的他們開始集結,投身漫長的數年抗爭。導演陪伴這些記者走過人生轉折,也以個人調查,揭穿政局與媒體的駭人內幕。
A total of 20 journalists have been fired since 2008, the beginning of LEE Myung-bak’s presidential term. They fought against the companies that they worked for succumbing to power and are now frustrated at the reality where censorship of the press by authority has now become a norm. Can they continue their activities as journal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