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尼采
如同《活在三里塚》,導演代島治彥在新作《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也以凝縮了整部紀錄片核心意旨的格言開場,再將他的論述,透過擇選足以反映時代狀態的人物訪談,漸次延遞開來。
相較於《活在三里塚》,《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並不若想像催淚,但導演的紀錄格局比前作更加寬廣,且後座力更為強烈——站在三里塚這個被視為新左翼最後堡壘的節點上,不斷深挖,不只為檢討這場運動本身的失敗,而欲擴展《活在三里塚》中,對於暴力與改革的辯證,指出隱身於人脆弱底的霸權鬼魅,依舊存在。
運動不會平白開始。
小二就加入軍隊、飛機殞落時大哭、直至八十一歲高齡還能記憶頌揚戰爭的歌曲,代島治彥透過這樣一位人物,抽拉出日本帝國因戰爭而形象破滅,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為何綻放理想主義花朵的歷史緣由。他們是原初曾加入戰爭,在戰後被分發到三里塚開墾,希冀休養生息的人,卻在「清晨醒來,發現自己成了頭條人物。」家將成為機場,無法接受。
頭條總會蒼白,並非所有社會運動都會受到矚目。抗爭運動有它被命運賦予的意義。而三里塚正是一九六〇年代日本社會運動中期無以為繼的宿主。
無以為繼,可能牽涉權力鬥爭、路線拉扯;分歧的根源,相當自然,因參與者心中所見的抗爭目標並不相同。反安保條約雖以「反安保」為名,實際而言,卻是因為決策模式的強硬而激起社會反彈。
紀錄片中,導演訪問了中核派政治局員岸宏一,即提及當時警方以水柱噴射攀附警備車的抗議者,導致他們落入河中。這樣無視人民的鎮壓,使反安保條約抗爭,與二戰敗北後日本社會對於民主的渴望扣連。因此反安保條約的口號是:「要民主、拒獨裁、反安保,岸下台!」換句話說,反對運動中最核心的目標是民主,其次是修訂安保條約的岸信介下台、最後才是反安保。
日後,安保條約通過,但岸信介辭職,導致運動熱度開始冷卻。之後的新首相暫且放棄軍事路線,衝經濟、發表所得倍增計畫,日本社會運動隨著進入經濟高度成長期,也趨向保守。但資本主義發展的弊病開始湧現,如環境污染、大學升學率上升,但就業情況低迷。過往,這些問題,或將以日本傳統社會裡的共同體進行號召與解決,但資本主義造成的鄉村與城市人口推拉效果,共同體組織逐漸鬆散,共產黨開始興起,並取而代之成為吸附參與者,於學院內發起罷課運動與反高學費等運動的組織。
這時期的學生運動,被稱為全共鬥運動。但就像所有運動一樣,都有參與者想像分歧的情況——有些參與者僅想反對單一學校的政策,並未要探討資本主義問題的意願,然其中左翼激進派學運團體勢力抬頭,積極想將整個反對運動拉抬到反美國帝國主義與達成社會主義革命,而成田機場的興建即是這理想主義的批判象徵——因成田機場的興建,既是驅逐了承受戰爭恐怖與戰後匱乏的人,並同時反映了日本政府追逐經濟高度成長的幻影,「看輕農業、將農業經營貶低為市場價值較工業低下之產業的思想與政治趨向。」
三里塚是無有之人之所。無私的種子,曾在此被澆灌、茁壯、開花、結果。那是《活在三里塚》所呈現的其中一個面向。但如片頭所提醒的,對理想的信仰會引人走成偏執。導演在《活在三里塚》埋伏三之宮之死的歷史背景,於《三里塚——伊卡洛斯的隕落》討論人的純真信仰如何反過身來吞噬自身。
要在有限時間裡討論這項命題,倚賴精準的訪談擷取與剪接。
對比即濃縮,而這使紀錄片的時間感更為強烈。我們看見女性抗爭者因「農民幾乎無所不能,我只會空想,他們卻會解決現實上所有的事」而加入援農,那是女性主義興起的時代,在運動必須選擇下一走向的時候,這些女性卻不見得是能決策的那些人。無法成為決策中心並非一面倒的批判,導演的人情味埋伏在多位女性的訪談裡:人,人最終還是最重要的⋯⋯
導演的功力並不只在於人物的選擇。更在於能在訪談間,捕捉受訪者曲折的心境轉折。他們真心為理想獻身,他們活過運動的失敗,親歷當時許多抗爭的激進行動,日後將發展成恐怖的連合赤軍暴力。但在談論這些記憶時,他們仍有掩藏不住的得意。這看似衝突實則真實存在當時抗爭者身上的記憶若此珍貴——導演訴說著人的複雜、歷史情境的弔詭,而行動是這兩者的產物,因而必定有傷。
於數十年後重新凝望傷痛,依然與歷史扣連。
日本福島核災發生第二年,前往日本採訪。其中一樁事件,是民眾包圍國會要求日本政府全面廢核。廢核行動,在戰後即曾因反戰的背景而興起,但對穩定的渴望蓋過這些進步的激進聲音。加上左、右翼的鬥爭,反核運動並未擴張成為主流訴求。因此福島災後的廢核行動,能夠擴大到如反安保運動般包圍國會的高度,可說是日本在七〇年代社會運動過激化而削弱後,重新振興的一個起點。
然而採訪時,非常疑惑。因自福島災後,東京民眾每週五都在首相官邸前集結,並不定時有包圍國會行動。而在首相官邸前的抗議,謝絕一切旗幟、團體識別、標語,並且礙於官邸在八點以後有噪音管制,包圍行動一定在八點準時解散。在該次採訪的包圍國會行動中,警方見人群激憤,曾一時間要出動警備車往人群衝撞,就在當下,主辦單位開始要求群眾回家。不久後,人群解散。
目睹那一刻,覺得荒唐。直至後來訪談,才知道這些抗爭策略,是受限於七〇年代社會運動過激的社會印象。這樣的持續戰,不能說是沒有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日本的核電政策也開始有了多次的調整與浮動。第一年觀察福島災後的日本社會運動,曾立即給予武斷的消極評價。多年過去,隨著台灣也有諸多社會爭議,如服貿、同婚、反年改,看見人與人的相互傷害,我卻逐漸在發言、行動與書寫轉為疑惑與謹慎。因為對峙裡有著無可挽回的傷害,因為那麼同意歷經三里塚抗爭起伏的人們說:「抗爭是為了保護人命。」而生命不能有陣營的區分。
綴連的訪談回扣到影片初始那位受訪者的在錄音帶貼上的標籤,再度強調著紀錄的重要——片中所有訪談都會被飛機中斷,那麼低空的飛行,引擎巨大轟鳴接連不斷⋯⋯所有受訪者在被中斷的時候都情不自禁抬頭仰望,表情無奈,導演重複以不同人物的同樣行動發出聲明:歷史沒有中斷。它存在著,連續著。
如果沒有紀錄、沒有重新睇看與反省,將一定程度否定與抹殺曾在那無有之人之所綻放的花。但回顧不是為了憐憫、不是為將受害與理想二字拉抬到與飛機同樣至高無上的地位。因為飛機總是肆無忌憚地中斷人們的話語。而那才是我們對抗的初衷。
2014 TIDF開幕片《活在三里塚》延續篇。回顧1960年代的三里塚抗爭,只有完全的失敗,機場沒有被粉碎,粉碎的是抗爭者的生活。起起降降的飛機成為背景,當年參與抗爭的外來者回到舊地,遙想年輕時的理想激情,派系的惡鬥分裂,為了抗爭丟下愛情與親人的苦澀,道出深埋內心50年流不出的眼淚。
One day, out of the blue, a farmland was to be seiz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airport. Students rallied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fight with local farmers against the expropriation and planned construction of Narita Airport. It became the biggest and the last protest against state power. In this film, those who fought with the farmers speak about the memories of‘those days’, which, however, end in bitter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