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迫遷法庭】七國25案例 台北華光遺址跨國串連

來自七個國家地區的25個受迫遷案例，今天上午在台北華光社區遺址會師，由本國與國際的法律、人權工作者組成「東亞迫遷法庭」進行三天的訪調、審查與機關拜會，希望督促台灣與各國當局提出改善計畫。

就在今早活動前，台灣歷經13年爭議的永春都更案最後一戶被突襲偷拆；台南鐵路東移案則在營建署外抗議。而迫遷法庭籌備委員會日前上週行文總統府，表示希望安排迫遷法庭裁判委員等代表與總統蔡英文見面表達訴求，也遭到總統府回絕，理由是「總統近日公務繁忙，歉難安排」。

這25個案例包括台灣13案，以及日本、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香港等地共12案，凸顯出東亞各地在金融投資與企業開發，甚至國家主導的大型基礎建設、國際賽事等勢力下，經歷快速都市成長過程中的真實面貌，以及各國政府面對大規模強迫拆遷，缺乏具體補救政策的事實。

由台灣當地受迫遷戶與法律、人權組織組成的「反迫遷連線」指出，這次法庭是已經舉辦四屆的「國際反迫遷法庭」，首次與在地組織合作所舉辦的區域性活動。反迫遷法庭也批評，今年10月將在厄瓜多舉行的聯合國「人居三」會議，也仍未能提出對全球迫遷現況的具體論述與對策。

現任立委蔡培慧及桃園地院法官孫健智也受邀加入本次活動的「審判團」。孫健智直言，光有法治並不足夠，應秉持人性尊嚴作為國家執法的原則。蔡培慧則舉彰化相思寮「移工村」為例，表示與馬來西亞個案類似，政府長期僅以開發思維執行政策，已經造成「經濟霸凌」。

港版「頂加」悲歌 天台屋問題難解

在今天進行的兩輪、八個案例審查當中，香港「天台屋」指在大樓頂樓的違建房屋，近似台灣的「頂樓加蓋」。與台灣不同的是，香港政府自90年代「滾石行動」大規模取締天台屋以來，已經實際造成大批居民遭受拆遷，也形成香港非正式住居迫遷案的一個類型。香港「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何智聰表示，目前港府發出拆除令的天台屋已有上萬案，雖然面臨迫切拆遷情況的僅約33處，且每年實際執行的拆遷個案已降到10案以內，但是自從2004年港府取消保障租賃的管制措施後，天台屋就持續使居民暴露於拆遷風險和不穩定的住居條件中。

何智聰以九龍旺角為例，天台屋通常衛生條件惡劣、相當炎熱並漏水，但因租金便宜，相較於一般3至4萬的公寓來說，低收入居民勉強能夠負擔，大多吸引移民、單親家庭或是老年人入住。然而，香港屋宇署去年底頒布「封閉令」，要求該處違建戶搬離後，居民被迫面對臨時收容所更形惡劣、缺乏隱私的環境，而社會住宅則供不應求、距離遙遠，最長恐10多年等不到適合的住處，對於天台屋的居民來說，幾乎等於沒有安置措施。

何智聰形容香港的居住條件是「愈住愈貴，愈住愈細」；他解釋，從40年代回歸以來，舊法令曾經對惡性漲價、租戶的信賴保護均有管制，然港府朝市場傾斜、取消租屋管制，造成天台屋居民被屋主逼走、甚至承租中被迫遷等各色案例層出不窮，房地產市場的利益也使許多租客與居住權運動在主流輿論中遭受偏見與汙名。

此外，何智聰也坦言組織困境，因港府零星的拆遷規模不似以往，在地團體也因策略、訴求不同而分散「接案」，暫且難以進行更廣泛的連結。他認為，對於拆遷情況並不迫切、居住安全較佳的天台屋，政府應重建租屋市場的權利保障機制，對於非拆不可的則應妥善規劃安置，如此才能具體改善天台屋居民的處境。

力爭文化社區25年 包帕素棉堡月底恐走入歷史

位於泰國曼谷舊市區的包帕素棉堡社區，是一片狹長的老舊聚落，25年來居住其上的90戶人家、約300位居民將自己的社區從一個破敗貧民窟，重新打造成一個自主管理、組織文化保留運動的社區，豐富的過程也成為都市人類學與文化資產的討論案例。然而，政府長期不放棄，欲將社區夷平為公園綠地，1992年後，合法建造的歷史住屋更因新法令上路而「被違建」；現任市長則於今年5月表示拆遷勢在必行，社區恐將在本月底就面臨強制執行。

包帕素棉堡的居民並非世居於此，大多是在城市打零工、做手工藝品或從事「鬥雞」的低收入者，但該地保存許多泰國傳統的木造建築，居民一直自詡為地方文化的守護者，長期推動與政府的交涉和自主規劃。查特里（Chatri Prakitnouthakan）是在曼谷藝術大學建築學院（Silpakorn University）任教的建築學者，他在10年前加入了由學者、學生、獨立法律人共同組成的規劃團隊，在當地透過逐戶的訪調與討論，進行參與式的社區重劃方案，以「活博物館」（living museum）為概念，提出同時保存社區景觀與居民自主營運的設計，曾一度達成當時市長與居民的協議，有望原地保留。

縱使軍政府對於治安、整潔與秩序有著法西斯式的堅持，因而總讓社區蒙受汙名，但是居民的投入卻使該地成功扭轉了貧民窟形象。但是，司法判決結果卻事與願違，2004年，法院裁決政府有權排除住居，而泰國軍政府上台後，情勢亦急轉直下，社區與當地政府之間幾無協商空間。

查特里回顧道，在參與式規劃的計畫初期，也曾經遭受許多居民的反對，但在社區和團隊的共同努力下，居民逐漸接受合作方案，以作為「強拆」和「維持現狀」間的「第三方案」（third solution），也據此發展出有效的自治組織，在長達25年的爭取後仍留下了大部分的原住戶。他感慨地說，直到現在，居民仍自發組成「守衛」，看守社區聯外道路，以防政府突襲拆屋，但是面對軍政府的壓力，社區仍前途未卜。

公司跑路、農民認賠？ 馬來西亞「蔗園村」的憤怒

馬來西亞吉哥園丘社區原先是現代開發計畫下的「移工村」，然而現在居民卻被另一筆土地買賣迫遷，在政府與原公司均未負起責任的情況下，居民頓失依靠。1975年，「全國種植工人協會」發起「蔗園小農開墾及安置計畫」，並由GATCO公司負責執行，形成農民來此定居的起因。參與計畫的農民，每年須支付一定的會費，以作為住宅建設與開墾的基金。然而，該計畫最後卻以失敗告終，GATCO公司於80年代破產並拍賣土地，居民則在2004年支付一筆訂金並希望取回其參與建設開墾的土地。但銀行卻已將土地轉手賣出，新承購的Thamarai公司堅稱自己是最終的土地擁有者。

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人Tinagaran Subramaniam質疑，為什麼農民在開墾計畫失敗後，竟僅是作為債務人，而不是受到補償的對象？他也直指，在原計畫中，各級政府都參與其中，但是在計畫結束、公司破產拍賣後，卻沒有對權益受損嚴重的農民負起責任，反讓農民陷入與公司的爭訟當中，至今未了。

Tinagaran進一步指出，Thamarai從拍賣購得土地後，砍伐由農民種植的橡膠樹先賣出，所得竟還超過購地成本，讓公司得到土地外還多賺一筆；而農民卻受到來自公司所動員的執法機關與幫派騷擾威脅，近2千人均被要求遷出。本案尚在當地法院審理中，下個月將會作出判決，農民與協助的組織仍在極力爭取相關權益。

此外，作為近年來在台灣最大規模的土地徵收案，桃園航空城自救會也偕同當地居民到場簡報。自救會重申對於航空城計畫的質疑，並由當地宏竹里、三塊厝與君品社區居民現身說法，痛批政府聽證草率、徵收浮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