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正義後 公民對司法更批判而非更信賴

澳洲大學犯罪學者蘇珊娜‧卡爾史黛特 (Susanne Karstedt) 昨 (13) 日在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指出，國家實行轉型正義後，民眾並不會因此更信任警方或司法機關，但因公民願意用批判的眼光來看待司法程序，所以會產生各種不同的聲音。

Karstedt是德裔犯罪學及國際刑法專家。她昨天以國外鑑定人的身分，出席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並以她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說明轉型正義與民眾對於警察與司法機關信任度的關聯。她的研究挑選了78個歷經轉型正義的民主國家，時間涵蓋1974年到2011年，並把轉型正義的時間分為實行後5年、6到10年、以及11到15年。從結果看來，歷經轉型正義後的國家，有50%人口可能5年之後對警察的信任度原本增高、但之後就降低。當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慢慢地成熟，可以看到國家暴力的事件降低，但同時信任程度也慢慢降低、司法體系的信任也降低。

Karstedt認為，這代表民主化的過程，沒辦法直接轉變成對維安、司法體制的信任；如果沒有轉型正義的程序，反而對司法體系的信賴會稍微增高。

若特別以亞洲國家來講， Karstedt說，她挑選了通常被列為成熟民主國家的印度、日本，以及正在實施轉型正義中的南韓、台灣。從結果可以看到台灣、南韓對警察的信任程度降低了，但是日本、印度則是增高了，這很讓人驚訝，因為印度國家暴力的程度很高的。再來是對於司法的信任程度，可以看到台灣、南韓降得更低。關於國家的暴力，Karstedt說，這四個國家中，台灣的紀錄最優良，她覺得這個紀錄非常了不起的，甚至放在全球來比也非常優異。

她總結認為，國家暴力程度的降低，對於警察與司法機關信任程度，沒有影響，而且不論是民主國家或威權國家，也都沒有影響。她另外一項研究還發現，轉型正義可以帶來司法改革，但是對其他機構改革的影響程度不高。為何轉型正義無法帶來改善？她認為，因為民主強調的就是透明，還有公民不同的聲音，所以大家會用批判眼光，看待整個司法程序，所以儘管民主程度改善，但是對司法體系的信任卻沒有提升。但她強調，轉型正義還是很重要，因為過去不公義的事情，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公義的。

審判長陳瑤華詢問，在威權體制後的5到10年內，人民可能還很難完全從比較禁制、長期受威權統治的人格走出來，所以若要詢問一個人，對於警察或對司法是否信任，這個問題是否已經預設，對方有辦法對現在周遭的警察、司法表達信任？當一個人覺得比較安全、能夠信任這個社會的時候，或許才能盡量表達他的意見。

Karstedt回應，當她在問這些問題的時候，也把民主、專制國家做了分區，但對警察的信任來說，其實各國家之間差異不大，例如專制體制下的人民，也覺得警察提供基本安全保障，即使有對人權侵害，也是針對社會上少數的族群，例如體制討厭的人、或是反對體制的人，不是對大部分的人，所以一般人民是無感的、仍然認為警察值得信任；專制體系之下的人民對司法也是有相對高的信任度，因為基本上認為司法可以提供基本的保障。

陳瑤華還提到，亞洲很多轉型正義的工程中，像是追訴責任這方面，相對是比較弱的，從這樣的基礎上來看，轉型正義的機制是不是真的會影響信任？Karstedt表示，追究過去的不正義很重要，例如在德國轉型正義過程中，很大的缺失就是對過去司法的缺失，沒有仔細追究、沒有好好審視法院施加的不正義。對於責任的追究，需要大規模的針對警政、司法做制度。從她的調查中，台灣其實相對是進步的，對照德國來說，台灣民主相對穩定，可以在民主的進程中，同時來做轉型正義工程，所以轉型正義跟民主、司法、政治改革，可以同步進行。

對於上面的回答，機關代表則進一步提問，德國沒有對加害者責任做深入追究，背後的原因是不是為了避免製造更多的衝突對立？Karstedt說，西德為了要建立民主的機制，需要菁英以及大眾支持，因此進一步拖延了起訴的過程；特別是菁英分子想要全面的赦免，但當時的總理明確表達反對，同盟國也有很大的反對力道，這些起訴過程很多都是國際施壓，在建立程序之後，可以起訴之前犯下的酷刑。此外，國際法庭也傳達出一項訊息，當時德國的大眾，約有80%的人認為國際審判是公平公正的，大部分的人同意之前的領袖應該處死刑，因為他們害德國人陷入這樣的困境，這有點像德國人的反撲。對於60到70年代，因為更年輕的一代擁抱民主、有了更開放的社會，看了這些審判之後，又更加強了民主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