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迫遷法庭】沒產權就沒人權？

日、韓、台、菲近年發生數起社會關注的迫遷案，這些案件的共通點是遭迫遷居民都沒有土地擁有權，而是承租戶或非正式居住的移居者。然而在土地開發的政策執行與法律攻防中，受影響最大的無產權人民，往往也是最被忽視的群體。

會議主持人指出，在國際社會共識中，人民有居住的基本權利，這項權利不該藉由財產決定。面對一起起迫遷案件，當應引入國際公約的精神，對抗國家較不進步、違反人權的法令。

「又」因奧運遭拆 　2012東京霞之丘公宅迫遷事件

舉辦奧運而進行的都市開發，往往伴隨大規模迫遷事件。對霞之丘公宅的老人家而言，東京再次舉辦奧運，竟讓他們有生之年又一次面臨迫遷境遇。

霞之丘公共住宅四百多戶家庭，多數是因1964年奧運會場及周邊開發計劃遷移而來的住戶，他們原是戰時空襲受災戶和戰後歸國而被政府安置的百姓；此外還有因明治公園和高速公路開發而被迫搬遷的住民。

2012年，東京都為了即將再度舉辦的2020奧運，計劃新建體育場，霞之丘公宅成為擴大工程相關預定地。儘管新體育場因經費因素在2015年撤回，霞之丘公宅拆遷計劃依然照舊進行。由於都廳立場強硬，居民多次請願未果，2013年起陸續有住戶搬遷，在今年初遷離期限過後，僅存二戶三人至今仍定居當地。

拆遷壓力健康惡化 立場相異住戶對立

小川哲生表示，不願搬離的住戶大多年事已高，在初次迫遷後對霞之丘心存歸屬感，將之視為終老住處。然而霞之丘公宅產權歸東京都所有，都廳依法可對承租的住戶提出騰空訴訟，藉由假處分和強制執行迫使居民搬離，居民時常處於可能面臨訴訟的壓力下。

在還有居民居住的情況下就進行的拆除作業也帶來巨大噪音和大量粉塵，造成年長居民的健康惡化。小川提及，今年五月開始打摏工程後，一名95歲高齡的婦人就多次緊急送醫。高大的工地圍籬擋住視野，阻斷避難路線不僅帶來生活與就醫不便，亦讓居民擔心成為治安隱憂。

相對於希望留住的長者，多代同堂的年輕世代傾向補償較佳的早期遷離方案。小川指出，日本的住宅自治會有很高權力，居民必須遵從自治會決議，然而自治會未能處理年輕與年老世代的落差。搬遷出去的居民多移居附近的公共住宅，但換到新的環境，與舊有住戶間不免產生磨合的問題。小川認為，並非有新住處就好，社區長久凝聚的向心力更為可貴，然而因搬遷問題產生的齟齬，已讓原本緊密的社區分崩離析。

都更幻夢烈火 2009韓國龍山慘案

2009年1月19日，首爾龍山區五十名左右的居民為反抗迫遷，在一棟即將拆遷的空樓房搭建臨時建築進行抗爭。翌日清晨，首爾市警局派遣一千六百名警力及特攻部隊突襲大樓，過程中引燃發電用機油，大火造成五名抗爭者、一名警察死亡，另有十七人受傷，被稱為龍山慘案。

龍山都更計劃起於李明博擔任首爾市長（2002-2006）時期。李明博曾為現代建設的執行長，當選市長後大力推動都市更新，讓首爾市煥然一新。李在龍山區提出New Town再開發計畫，吸引三星、Daelim、浦項等企業投資。

然而，約莫八百戶的住戶及商家也因而受到影響。這些在當地經營小本生意的居民多為承租戶，而居於外地的產權擁有者則樂見李明博的開發計劃。租戶在協商過程中完全被排除在外。

租戶獲得的補償也相當稀少。以商家為例，補償為過去三個月的營業所得，但時值拆遷前夕，生意本不理想，要在他地重起爐灶，補償大概只到所需資金的五分之一。然而許多租戶不堪私雇暴力集團的騷擾，最後選擇離去。在慘案發生後，有23戶商家仍留在當地。

國家暴力被姑息，迫遷鎮壓一再重演

李元浩表示，龍山慘案的核心是強拆的國家暴力與韓國當地的「殺人」鎮壓。他指出韓國許多地方會指使暴力集團毆打民眾、放置貓或鳥的屍體等方式恐嚇住戶。龍山抗爭戶為了避免騷擾而搭起臨時建築，沒想到隔天就發生悲劇。

事件發生後，公民團體指責首爾警方需負最大責任，然而警方的鎮壓行為未受任何官方檢討，反倒針對警員的死亡，抗爭者遭法院以殺人罪名判刑。李元浩認為政府的放縱，正是日後警察總以同樣方式鎮壓迫遷抗議者的原因。

65億比索的驅逐令 2010菲律賓聖羅克貧民抗爭

聖羅克（San Roque）貧民社區位於奎松市，佔地三十公頃，是馬尼拉大都會之中最大型的貧民社區之一。此地有一萬兩千戶非正式移居的家庭，大部分為租戶，而土地所有權歸屬國家住宅局。奎松市府計劃打造奎松中央商業區以吸引外資投入，與國家住宅局和菲國最大地產公司Ayala共同投資65億比索，而聖羅克貧民社區被認為是須要活化的地產。

2010年5月，居民自法院取得暫緩執行令擋下強拆，隨後一場火災造成70戶住宅焚燬。9月暫緩執行令失效，500人拆除大隊與警力進入社區，遭居民強烈反抗。2010年後反迫遷抗爭不斷上演，上千居民以路障和人牆阻擋拆除大隊進入，過程中不時出現縱火事件，也有外來份子滲透進社區暴亂。抗爭常演變為流血衝突，警方的鎮壓讓居民包括孩童在過程中受傷甚至死亡。

開發至上，安置問題成隱憂

Gloria Arellano指出，1992年羅慕斯總統通過的城市發展與住宅法案，讓政府得以執行暴力強拆。該法案是菲律賓兩年後加入WTO的重要因素。她表示奎松中心商業區是政府新自由主義思維下的產物，而背後推手就是世界銀行與外資。

2010年後，奎松市府推出土地利用與開發計劃，認定非正式居民是發展的最大絆腳石。計劃實行三年內，光奎松市就有五萬戶住家遭強拆，二十萬居民流離失所。

Gloria指出，被驅趕居民的安置情況也是一大問題。在一案例中，政府以消防安全為由宣稱房舍需拆除重建，然而居民卻被安置在有兩條斷層帶通過的地方。她表示，這些遭到迫遷的貧困家戶移住之處常缺乏水電、醫院和學校，工作機會亦不足，許多居民因無法適應，最後成為遊民。

Michael Beltran提到，住宅局會依市區遠近決定安置居民的租金，月租一般是一千比索，但常會上漲。政府決定居住時間，安置可長達25至30年，但居民仍無法取得地權。由於安置的貧戶往往無業或無法工作，官方統計僅有4%安置戶能夠定期繳交租金。

時代之淚 台北非正式住區

台北非正式住區起於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湧入許多榮民，懷抱反攻大陸的夢想暫居此地。由於國家的居住政策不足應付，非正式住區在政府默許的下出現。工業化後，大量來自外縣市的移居者，陸續遷入非正式住區；即使到了今日，仍有負擔不起台北高昂房價的人民入住。非正式住區的居民，大多在經濟上相對弱勢。

台北非正式住區包含蟾蜍山、紹興和華光等社區，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機構近年各自針對居民提告。居民不僅失去住處，亦須賠償期間內的不當得利。以華光社區為例，許多住戶須支付國家五百萬以上甚至上達三千萬的賠償。由於北市房價過高又有賠償在身，迫遷的居民大多只能移居其他非正式住區。不少老人家不堪訴訟折騰與迫遷壓力，健康大受影響而迅速凋零。

徐亦甫指出，對居民提告的是土地管理機構，上方其實還有一股力量在推動，即是行政院2009年成立的國土清理活化督導小組。該小組承繼過去國土活化政策，將閒置土地視為可充實國庫的來源，要求各部會每年清理一定比例的土地。林鼎傑補充，台科大過去就曾被監察院指其清理土地佔用速度太慢，當時台科大表示與居民有安置協議不能直接提告，直到兩年後的台大告紹興，台科大亦開始控告蟾蜍山拆遷戶。

理解歷史脈絡 爭取社會認同

徐亦甫坦言，汙名是台灣無產權者抗爭最大的阻礙，社會也較難理解無產權者為何嘗試主張擁有土地使用的權利。但他提到，香港、韓國等國家都曾有過大量非正式住區的年代，這其實是第三世界首都在都市化過程中，因國家缺乏住宅政策，導致都市底層人民必須在公有土地上滿足居住需求，不應簡化為土地佔用的問題。他認為在倡議過程中，應讓社會瞭解此一歷史與跨國脈絡。

徐亦甫認為，台北許多問題是不考量都市計劃，只針對是否擁有產權的面向進行拆遷。即使進行現代都市更新，官員未必認為無產權者在計劃過程中有權發聲，除非透過動員取得社會認同，不然聲音不在官方考慮之列。本次台北華光、紹興、蟾蜍山三個案例因得到社會認同，無產權者的聲音或被聽見，但這些案例終究不是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