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燈泡案二審判決 (1) 逃過一死，或最高刑度？

以上這個斷章取義的引述，是最高法院102年撤銷一起高院死刑判決 (吳敏誠殺人案) 時，法官在判決理由中提到的情境：法院若考量選擇判處一個人死刑，應該逐一檢視、清點這個人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品行……等等刑法57條例示的事由，作為科刑輕重的標準。

簡言之，法院必須增加「對被告全人格形成因素的認識」，而不只是看見被告犯罪時的樣子，使刑罰儘量符合憲法要求：在限制人民基本權利時應遵守比例原則。

本月3日小燈泡案二審宣判，被告王景玉獲判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 (通常是精神醫療機構) 監護五年。

審判長在宣判後，罕見地花了將近半小時，向法庭內所有人說明判決要旨。當中約略提到被告犯案前的生活狀況、疾病成因，以及與犯罪之間的關聯。

「沒有判死刑還是很樂觀嗎？」「覺得司法公正嗎？」王景玉從三樓法庭走下樓梯還押的過程中，在二樓等著拍照攝影的媒體陸續丟出問題。戴著口罩的王景玉低頭不語，在五名法警押解下轉身離去。一名恰巧路過的法院工作人員朝著他背後咒罵：「該死！」

合議庭在判決中將被告「以一個活生生的社會人，而非孤立的犯罪人面目呈現」的企圖，在判決說明結束後五分鐘、離開法庭不過百米之遙，就遭到嚴厲挑戰。這份判決乃至整個審理過程中，更多別出機杼的想法，還有待眾人討論、消化。其中至少包括：

在社會浮動的情緒降低至有效討論真正可能進行之前，得先回答的問題是：既然眾人皆曰可殺，死刑這個選項如何能接連消失在一、二審兩個判決當中？我們的法官，難道都存心迴護這場殘酷命案的凶手嗎？

一二審推論路徑不同 無法判極刑結論相同

從判決結果看，一、二審都認定王景玉犯罪手段殘暴，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屬於公政公約規範可以判處死刑的「情節最重大之罪」。但兩個判決透過不同推論方式，都得出依法不能判處被告死刑的相同結論，最後也都在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之間，選擇無期徒刑。

二審合議庭認為，王景玉犯案當時，辨識「殺人是違法行為」的能力，以及控制自己「明知殺人違法所以不該殺人」的能力，都受到精神障礙干擾，顯著降低，是所謂「限制責任能力」，依照刑法19條第2項減輕其刑。

反觀一審判決，並不認為王景玉犯案時有刑法19條第2項辨識、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的狀況；但認為依照兩公約及身障者權利公約規定，不得對精障者施以酷刑，舉輕明重，當然也就不得判處死刑。不過也因為對於刑法19條第2項適用與否看法的差異，一審認定王景玉犯案時具有「完全責任能力」，被二審認為違誤，判決遭到撤銷。

二審另對被告宣告五年的刑後監護處分，希望被告離開監獄環境後，長期、持續、規則地接受精神科評估及強制治療，降低再犯危險性。一審判決未作監護處分宣告，不願具名的法院人士當時對記者表示，合議庭並不認為王景玉犯罪時行為受到精神障礙影響，也無法在判決中對與犯罪行為無關的病情作出處理。

逃過一死，或最高刑度？

多家媒體報導以「逃死」、「免死」等字眼為標題，明示或暗示其認為法院應處死刑而未判處死刑，與社會期待違背。但高等法院強調，無期徒刑已是依照法律能對王景玉判處的最高刑度。

也有報導以小燈泡的父親劉大經在月前本案辯論終結時的發言，詮釋為法院與被害人家屬的意見相左。但小燈泡父親開庭時的發言內容，是否毫無條件直指死刑，已有爭議；宣判後家屬對判決結果的感受，也尚不得而知。目前僅家屬的告訴代理人吳君婷律師，在宣判後簡短發言表示，尊重法院的司法判斷，也感謝審判長宣判後在法庭上的許多說明。

審判長謝靜慧在說明時強調，即便合議庭認定王景玉所犯屬於公政公約認為可判處死刑的「情節最重大之罪」，是否判處死刑，法院仍須以被告的責任能力作為基礎，再審酌刑法57條列舉的各項量刑事由後，綜合判斷。

根據合議庭發布的新聞稿說明，王景玉判處無期徒刑，經過以下論罪、減輕、量刑審酌等等階段考量，刑度選項也出現變化：

合議庭表示，綜合以上各項因素，認為即使判處王景玉有期徒刑的上限 (加重後是30年) 仍不適當，因此選擇可行選項當中最重的無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