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撒網，離岸難回──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上)

2013年八月，海巡署將特宏興368號漁船自南太平洋戒押回台，當九名印尼漁工下船登上宜蘭蘇澳的土地時，遭遇不測的台籍船員家屬紛紛上前追打，一時全台媒體也不斷放送這起駭人聽聞的印尼漁工殺人事件。

作為移工團體，看到受害者家屬托著遺照哭泣的畫面，我們同樣感到悲傷及不忍，對於生命的驟然消逝，少有人能坦然面對。然而在同一個電視畫面裡，那些低著頭被痛斥和毆打的黝黑身體，也令人不禁擔心起在台灣長期被視為潛在危險份子的移工，是否會因著媒體的發酵，成為人人遷怒責備的對象。

在事件發生後不久，TIWA主動聯絡律師瞭解相關案情，試圖釐清整起案件的經過。依照我們這些年來處理移工案件的經驗，明白不能僅以「殺人」兩字簡化事件，而後來該案被認定與殺人行為無關的其中三位漁工到TIWA的庇護中心安置，更坐實了背後牽連的結構性因素。

受害船長的家屬曾對媒體表示：船東希望方便、降低薪資成本，而以境外聘僱方式進用來歷不明的外籍漁工，而且本國、外籍漁工人數比例懸殊，對遠洋作業的台灣漁民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風險。」可見在憾事發生前「問題」一直存在著，但沒有人敢戳破「境外聘僱」著個制度的黑暗面。即便特宏興案引起全台的關注，大家還是把焦點擺放在印尼人殺台灣人的國族仇恨上，制度也就懸而未決。

自事件發生兩年多以來，TIWA持續前往看守所與監獄探視六名印尼漁工，也透過信件往返，逐漸了解他們作為一個個帶有不同生命軸線的人，何以漂洋過海，共同歷經悲劇的剎那。

搭起漁工與家屬的橋梁

隔著看守所的鐵欄杆和厚重的玻璃窗，我和Solehudin各自拿起面前的話筒。

「那個時候仲介說不用手續費，可以直接去工作，每個月有兩百美金。飛到桃園機場後，馬上有人開車帶我去港口登船，我不知道台灣長什麼樣子，工作六個月也從來沒看過新台幣。」儘管家人們知道他們的兒子是到台灣工作，殊不知境外漁工不被允許在台灣的土地上停留，即便靠岸也只能待在船上，遙望他鄉。

Visa Susanto頂著小平頭大眼睛「我那個時候已經失去自己、失去理智。我覺得很對不起他們的家人⋯⋯」他像是懺悔一般低頭說出這句話。「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就會用木棍打人，也會一直罵，有時候打到流血了還一直打⋯⋯我知道自己做了錯的事情，真的很對不起，希望以後來的印尼人不要再發生這種事了⋯⋯」Waludi的眼底情緒複雜。

數次探視後我們已不再談案情，漁工們對於必須在監牢中漫長服刑也比較平靜面對了。偶爾TIWA邀集幾名印尼勞工一同前往，讓大多不諳中文的漁工們至少可以用家鄉話聊聊天，得知一些外界的資訊。

「TIWA的朋友們，真的很對不起向你們提出請求，不知道是否能請你們幫我查地址和郵遞區號？」Wara Kuswara用工整字體寫來的信件小心地探問，想必他是考慮了許久才鼓起勇氣寫這封信。「我寫了好幾封信回家，但是都沒有收到回信⋯⋯。」Mashuri失望地說。

在他鄉服刑，面對獄中不同語言、不同文化的折衝和全控機構的管制，遠方的家人是他們唯一的寄託，然而除了憑藉記憶中模糊的地址和電話，漁工們沒有其他管道和家人聯絡。

TIWA在因緣際會下認識兩名關注此案的印尼藝術家，他們的團隊憑藉片段的資訊和線索，挨家挨戶地找到漁工的家人，試圖重建漁工與家鄉的聯繫。從不同的位置關注移工議題，我們同樣希望移工權益朝向更好的方向挪移，並拓展和社會對話的空間。於是在他們的邀請下，我們踏上印尼「替代返鄉」的旅程，拜訪六漁工以及另一移工殺人案Indayani的家人。

Wara Kuswara

出了雅加達後幾乎沒有紅綠燈，原來平坦的水泥公路變得顛簸坑疤，景色從高樓與工廠轉為平房與綠意。

第一站是西爪哇的Subang，雖然距離雅加達僅有一百五十公里，但沿途交通雍塞路況多變，還是花了五個小時才抵達。當我們的車子駛進村子裡的小路中，兩旁的人家都投以好奇的眼光。同行的印尼朋友說「這裡不太有人開車，大家都騎摩托車，如果有外人進來，全村的人都會知道。」聽到這句話我們不免擔心，這樣「高調」的到訪是否會給漁工家人帶來困擾？他們的鄰居若知道村裡有人在台灣殺人並坐牢會有什麼反應？他們的小孩會不會在學校被同學排擠，並冠上「殺人犯之子」的標籤？

印尼朋友說「全村的人都知道了。這裏是印尼鄉下，跟大城市不一樣，只要有一點小事一下就會傳開，甚至我今天生了病，隔天可能隔壁村的人也知道了。」不只Subang村莊的人知道Wara Kuswara在台灣發生的事，其他五個漁工和Indayani的家鄉親友們，也模模糊糊地在鄉里耳語閒談中得知遙遠地方的憾事。

我們到達的是Wara Kuswara妻子的家，是一間倚著窄徑的白色小平房，路只能勉強讓一台車經過，沒有迴車的空間，我們只好向對面某戶人家借用庭院來停車。對方明白我們是來找Wara家人的外地人，關切及好奇地看著我們，那並非一種猜忌打量的神態，也許心裡對於台灣人的來訪為何也有數，很大方地將庭院借給我們。

家徒四壁，這是進到屋內的第一印象，除了一個櫥櫃和一些生活雜物之外，幾乎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家人們在水泥地板鋪上染著灰的地墊請我們坐，並吩咐小孩去買涼水回來。我們向Wara Kuswara的丈人、丈母娘、連襟們解釋此行的目的，轉告他們這兩年來TIWA探視Wara的狀況，並送上台灣朋友們募集給小孩的一點禮物與給家庭的微薄捐款。家人久未聞Wara的消息，知道他獄中平安。先是鬆了一口氣，但一時也不知道能再追問什麼，再聽到Wara的刑期是二十二年後，本來沈靜的氣氛更是顯得無語。

Wara Kuswara四歲的小女兒Saskia拿著台灣來的玩具便開心地玩起來，十三歲的大女兒Elpi則坐在角落低頭，節制地流眼淚 。

兩個女兒現在都由妻子娘家扶養，Wara Kuswara的妻子則每個月寄小孩的扶養費回來。到此，家人不禁抱怨Wara的妻子把房子和土地都賣了，跑到雅加達打工，甚至準備申請前往台灣工作，為的不是別的，而是再見丈夫一面。

不難理解承擔起照顧工作的親戚們心中難免有些不諒解和怨懟，但孩子呢？Saskia正懵懂，尚未意會到家裡究竟發生什麼事，Elpi則是非常清楚這個家的失衡狀態，所以對於大人們所談論的一切聽而不語，那份過於早熟的節制反而令人不忍。臨走前，Elpi寫了一封信和兩張紙條，一張是他母親的手機號碼，一張是他自己的號碼，要我們轉交給她的父親。

Konedi

沿著爪哇島的北海岸線行駛，來到Konedi在Indramayu的家。在台北看守所與Konedi會面時，他說自己因為與妻子離異，找不到生活方向，無所適從， 才決定踏上遠洋的船。他始終心繫在故鄉的兒子Tanto，希望打魚的錢至少可以給兒子較穩定的未來。

踏入磚砌的屋子裡我們才發現原來Konedi的父母也離異了，父親與繼母的家坍塌，所以在Konedi其中一個舅舅的房子裡與我們見面，兒子Tanto跟媽媽一起住，不在屋裡。Konedi的朋友Toto得知我們要來，特地也趕來打聽Konedi的近況。Toto以前也在台灣的漁船上工作過，他能夠理解那個工作場域的惡劣狀況，所以得知特宏興案時，訝異是有的，卻也不難想像事情何以至此。

Konedi幾乎是與家裡斷了聯繫。從小失學，閱讀和書寫印尼文對他來說十分困難，好不容易寫了信回家，卻遲遲得不到家人的回信。繼母告訴我們，儘管從台灣寄來的信已經付了郵資，但村裡所有的信都被送到村辦公室裡，如果想要拿信，必須付另一筆「取信費」，這是鄉里間不成文的黑色規定。「我們沒有錢，沒辦法拿信。」她如是說。

在我們的要求之下，Konedi的舅舅騎著機車把Tanto載來。Tanto是個非常靜默的孩子，九歲，頭低低，被大人抓過來又抓過去，眼裡有些倔強和不甘願。他似乎不理解爸爸為何一去不復返，而這些講著異國語言的人又是誰？來日方長，待他成年後，有一天是否會拿著工資去領爸爸寄來的信？

六漁工要在獄中度過漫長的歲月，與台灣「同學」共處，紛紛試著學習中文，讓日常生活順遂些，只有Konedi小聲問我們是否能帶印尼文的國小課本回來，他想好好學習自己的母語。也許，他會想有天若能與兒子往來書信，那會是多大的慰藉。

Waludi

前往Cirebon的路上下起大雨，雨水拍打在車窗上，讓原本泥濘的路變得更加難行，沿途經過幾個淹水路段，人們試圖在混亂中涉水而行。水是黃濁，人一個接一個用腳採探著下一步，尋找能夠前進的方向。

Waludi家四周空蕩蕩的，只有滴滴答答的聲音。他的父母外出工作尚未歸來，我們在客廳席地而坐，被刺眼的綠色牆壁包圍著。牆上掛的是Waludi姊姊中學時的畢業照片，穿戴學士服笑得靦腆，那份榮耀的神情與斑駁的牆形成對比，也與眼前抱著孩子的婦人不像同一個靈魂。

大雨遮了陽光，即便屋裡開了燈仍十分昏暗，傍晚Waludi的父母從雨中騎腳踏車歸來，他的父親倚牆沈默不語，母親邊哭邊問為什麼兒子要關那麼久。面對漁工家人直面而來的情緒，該如何回答這個「為什麼」？

「因為你兒子殺了人、殺人就應該付出代價、沒有判死刑已經很幸運了、我們的監獄還要養一個外國的殺人犯⋯⋯」台灣社會裡面最主流的聲調，我們並不打算告訴他母親。一方面不希望「殺人犯」的標籤讓家人懷抱愧疚活著，也把漁工和家人的關係推得更遠，另一方面，台灣關於外籍勞工的制度和結構性壓迫才是釀成悲劇的推手，也是作為移工運動者的我們一直以來在和社會對話的部分。然而，談論後者何其困難，當Waludi的母親還沈浸在前者的悲痛中，我們光是承接巨大的情緒都來不及，更是難以向後者的討論挪移。

不久弟弟和妹妹也從雨中走來，姊姊拿了紙筆，趴在地上寫信。

「雨停了再走吧。」Waludi的媽媽留我們。空氣裡很是沈默，可言說的都說了，只剩面面相覷，相對無言。

這個村子裡的雨，好像從來沒停過。(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