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撒網，離岸難回──記特宏興368號漁船事件兩年之後(下)

Cirebon 到Brebes的距離在地圖上看起來不遠，但印尼的交通並非可預期，尤其沿著爪哇島北部的濱海省道，沒有紅綠燈不代表可以肆無忌憚地加速長驅，得專心提防有摩托車、三輪車和行人橫越公路，甚至在某些路段「祈禱者」就直接站在馬路中央，一邊唸著祈禱詞，一邊拿著像是撈魚用的網子，向行經的車輛揮。有些駕駛會暫緩車速略施小惠，更多的車輛仍是呼嘯而過。祈禱者們在為過路人祈福，網子揮呀揮，但降臨的福份似乎不包含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下的身體。

Solehudin

Solehudin的媽媽坐在屋前挑菜，屋頂垂下兩條繩索，綁著一個大布巾，其中一個孫子在裡頭安睡，還有兩個小鬼追來逐去，屋前屋後嬉鬧著。Solehudin的妹妹去買涼水回來，這似乎是印尼人家的待客之道，儘管許多人屋裡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就沒其他多餘的東西，但客人來時還是會買來一般時候不會消費的飲料。

妹妹說Solehudin曾打電話回家過，看守所規定只要向獄方提出申請並購買電話卡，一年可以打兩次電話回家。Solehudin說了有二十二年的刑期，若在獄中表現良好，刑期一半時能提假釋。但誰說得準呢？沒有人敢對假釋抱有期待。

我想起去年五月同樣發生在台灣的福賜群號事件，高雄籍遠洋漁船在海上作業期間，兩名印尼漁工一死一失蹤。死亡的漁工生前疑似遭虐待及強迫勞動，在沒有醫療的情況下在汪洋中死去。失蹤的漁工是在工作時失足落海，漁工權益團體指控船長沒有救人，直接將船駛離，漁工「就像一包垃圾被丟下去一樣。」同船的漁工這麼說。福賜群號的漁工跟特宏興368號的漁工一樣，都是「境外聘僱」，不適用台灣的法律保障，也不受台灣勞動條件的規定，多少人在船上受到剝削及不合理的對待而束手無策，當他們最絕望的時候，面對的只有白日的烈陽及夜晚無盡漆黑的大海。



台灣政府並非不知道境外聘僱所帶來的問題，而是深知於此，對雇主來說境外聘僱的成本不到境內聘僱的一半，對政府來說不需要承擔這批勞工的種種「問題」，當事件發生，政府只要雙手一攤說「他們是境外的。」就能規避掉所有責任。今日若非是印尼漁工的屍體被載回港口，或是台籍船員出事，政府根本不打算處理，任其自生自滅，而在這個過程中，滅了的總是最底層的外籍漁工

比起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去，也許如Solehudin的妹妹所述，進監獄也許比較好吧。至少回到岸上，還能期待有一天再見。

行前Solehudin特別拜託我們拍他母親的照片，作為獄中的寄託。儘管有少數的機會打電話回家，Solehudin未曾與最思念的母親通電話，出於羞愧、不孝、屈辱、不堪，他沒有勇氣面對母親，就連聽見母親的聲音都沒有辦法，只能透過兄弟姊妹傳話。

「他在船上一直被打，我想進去監獄也許過得比較好吧。」妹妹或許是安慰母親，或許是出於無奈地說到。

我想起去年五月同樣發生在台灣的福賜群號事件，高雄籍遠洋漁船在海上作業期間，兩名印尼漁工一死一失蹤。死亡的漁工生前疑似遭虐待及強迫勞動，在沒有醫療的情況下在汪洋中死去。失蹤的漁工是在工作時失足落海，漁工權益團體指控船長沒有救人，直接將船駛離，漁工「就像一包垃圾被丟下去一樣。」同船的漁工這麼說。福賜群號的漁工跟特宏興368號的漁工一樣，都是「境外聘僱」，不適用台灣的法律保障，也不受台灣勞動條件的規定，多少人在船上受到剝削及不合理的對待而束手無策，當他們最絕望的時候，面對的只有白日的烈陽及夜晚無盡漆黑的大海。

台灣政府並非不知道境外聘僱所帶來的問題，而是深知於此，對雇主來說境外聘僱的成本不到境內聘僱的一半，對政府來說不需要承擔這批勞工的種種「問題」，當事件發生，政府只要雙手一攤說「他們是境外的。」就能規避掉所有責任。今日若非是印尼漁工的屍體被載回港口，或是台籍船員出事，政府根本不打算處理，任其自生自滅，而在這個過程中，滅了的總是最底層的外籍漁工。

比起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去，也許如Solehudin的妹妹所述，進監獄也許比較好吧。至少回到岸上，還能期待有一天再見。

Visa Susanto

再往東邊行駛三個小時就是Tegal，Visa Susanto住的村子瀰漫著濃重的魚腥味，路邊人家屋外到處曬鹹魚。

在屋裡等待我們的是Visa Susanto的妹妹，她的臉和哥哥簡直一個模樣。兩個阿姨聽聞我們來訪，放下挑魚刺的工作來寒暄，她們說「他媽媽有時候會對著枕頭講話，把枕頭當成兒子，講一講又哭。」

「Visa從小就是個很乖的小孩，每次到港口邊人家都會給他免費的魚，他不會拿回家自己吃，還會分給其他鄰居。」

「他第一次出國賺的錢都匯回給家裡，是個很顧家的孩子。」滔滔不絕地回憶起這個孩子的一點一滴，沒有人會知道他日後成為被判刑二十八年的殺人犯。

法院在判決中指出：「被告Visa Susanto雖為本件殺害陳德生最核心之人物，但『特宏興368號』於本件衝突前即已存在海上暴力犯罪之許多因素：我國籍幹部與印尼籍漁工間階級、收入之巨大差異、言語、生活等衝突，海上作業時間長且環境惡劣，案發地點距離我國及任何陸地遙遠等，最終致生此次悲劇。」結構性的壓迫積累，仿若重現三十年前的湯英伸。

Visa Susanto的母親結束一天賣魚的工作，見到兒子在信中提及的TIWA朋友們，興奮地跟我們說話，她沒想到竟然有人真的從遠方帶來兒子的訊息，彷彿這才放下心來，原來兒子在獄中還平安。

我們問是否有口信要帶回給Visa，「他女朋友已嫁人，而且有孩子了。這不要告訴他。」她母親說。

「他爸爸最近身體很不好，耳朵一直流血出來，不知道是什麼病。這也不要告訴他，不想讓他擔心。」到此他母親的眼淚潰堤，方才的開朗笑容不復存在，她的哭是哭嚎，手捶著心臟大聲哭出來。

Visa的妹妹沒說什麼，在媽媽的哭聲中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要我們轉交給哥哥。

是時，Visa Susanto的父親正在海上捕魚。Visa出國前也在Tegal當漁夫，肩負起養家的責任，特宏興案發生後父親又重操舊業，回到漁船逐浪而去。當他在海上，隨著海浪的晃動一上一下，他是否曾想過，他的兒子就是在這麼一片晃蕩汪洋中，受到欺凌、與人爭執、最後鑄下大錯？當他拖著漁網，那些被捕撈的魚群們，有哪隻藏著他兒子捎來的信息？

Mashuri

車行至Pemalang天色已經完全漆黑，我們把車停在大路上，憑藉手機的燈光往村裡住家巷弄走。

Mashuri和妻子結婚一個半月就出海工作，為了還結婚時跟兄弟借的錢，以為出國一趟就能與新婚妻子安然度過往後的日子。然而事件發生後他的妻子已經很久沒回婆家了，連重要節日都不願意一起過。Mashuri的母親的言語中不免隱含著對媳婦的怨懟。但是何怨何懟？也許彼此心裡也都明白，要求正值青春年華的女子等待不知何時能歸來的丈夫，亦是殘忍的。

Mashuri的母親把他小時候的相片以及從台灣寄來的信攤在地上給我們瀏覽。小時候的他看起來開朗，眼睛像媽媽。牆上掛著仍Mashuri的結婚照，父親則沈默地坐在印尼總統Joko Widodo的照片下抽菸。

從Suharto政權到現任總統Joko Widodo，印尼以國家政策強力推動人民出國工作，因為這是最簡便解決國內過剩勞動力的方式，同時能賺取國家外匯，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

遷移需要資本，在印尼最窮的人沒有辦法出國當移工，如果沒有辦法負擔仲介費，生活中也沒有任何管道培養對現代性的想像，光顧吃食溫飽就焦頭爛額了，如何能做出國夢？

我們在印尼期間曾拜訪當地漁工組織，他們協助過多起境外聘僱漁工的重大案件，對於這群不受保障、被各國政府互踢皮球的勞工再熟知也不過。當我們提出是否要以「廢止境外聘僱，落實國對國聘僱」的方向，做為向政府施壓的軸線，印尼的組織者馬上回應「不可能」。

的確，照台灣目前境內漁工的引進模式，雖然仍存在諸多問題，但受到勞基法的保障，政府也掌握勞雇雙方的資訊，一旦發生問題至少還有處理的基礎，不像無法掌握的境外漁工，「像一包垃圾被丟到海裡」而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但對於輸出國印尼來說，沒有資源進入國對國勞動力協議的人，就是當地最窮苦的人家，而這些人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為境外漁工，不需要手續費，文件辦好即可上船工作。「仲介跟我說一個月可以拿到兩百多美元的薪水。」Solehudin曾透過看守所的話筒如此跟我說。

斷了境外聘僱這條路，為的是阻斷剝削，讓政府無法卸責。然而對於底層的人來說，儘管存在被壓迫的風險，仍是一條可能的活路，當無處可走時，至少能把自己的身體交付一紙契約。

離岸難回

結束印尼旅程，第一件事就是寫故事。

拜訪六漁工的家鄉有幾個重要的目的，一是建立起受刑漁工和家裡的聯繫，讓其得以在獄中度過漫長歲月，二是試圖從測繪這六個家庭的樣貌，去叩問他們何以從鄉下地方的小伙子，變成海上喋血的兇手？背後籠罩每個飄洋過海身體的壓迫又是什麼？進而開啟與社會對話的空間。

這並非一個替代返鄉的慈善故事，也並非訴諸悲情與煽情。儘管在漁工家人的眼中，我們難免被視為「好心人」，旅途中的許多時刻也確實令人動容與悲傷，在承接撲面而來各種情緒和狀況的同時，其實很難再進一步與漁工及他們的家人談議題、談結構的壓迫、談這個案件對移工運動的意義，但希望透過紀錄和書寫能激起一些討論。

作為移工運動的組織者，組織的日常中有太多故事，悲傷的、扭曲的、歡樂的、氣憤的，故事隨著每個遷移的身體來去、滾動、發酵，但書寫並非只為了書寫者或被書寫者的利益、抒情、一廂情願。已經有太多「成功的移工故事」為台灣的多元文化塗脂抹粉，故事的背後若非指向結構問題和日常積累的壓迫，那麼就只會是個「漂亮」的故事而已，這趟旅程我們時時警惕自己，避免流於此。

也許我們可以開始思考，當底層的人必須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一紙契約、跳進惡水，這意味著什麼？有多少人沒能來得及在最後一批魚獲裡，將自己打撈上岸？

不只是漁船這個空間裡發生的事情疲累、紛擾、爭鬥、擠壓，整個無形的體制都是壓得人喘不過氣的一部分，最終他們殺了人，但何嘗不是被這個體制殺了？

他們一度離水得活，人人皆曰殺之，最後法官留了一絲生路。但要游回彼岸，還很久，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