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父後往事歷歷 古稀灣生法庭陳述

在事件經過將近三年的1949年年底，「父親在台灣因捲入暴動而行蹤不明」的傳言傳到了回到沖繩老家的母親耳裡。當時年方5歲的我，對此只有微微的記憶。母親癱倒而崩潰地哭泣，周圍的親戚朋友圍過來安慰。我坐在祖父的腿上，身旁的人們只徬徨地繞來繞去。至今，當日如同一瞬間掉入地獄的情景，仍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

幾年後，母親周圍的人都建議他再婚，為了撫育我長大，母親作裁縫、幫新娘著裝、在美軍基地內做家事勞動、清洗碗盤等，化悲憤為力量，拼命地工作。周圍的人則經常跟我說「沒有父親又沒有兄弟，很寂寞吧！」但母親對於再婚的建議，一概不予理會。

我就讀高中時，母親因為過勞而病倒了，只好暫時休息不工作，然經常做惡夢，在睡夢中突然用恐怖的聲音大聲喊叫。自此之後，母親經常進出精神病院，這樣的生活持續著。

「你的父親是一個很善良、很認真的男人。跟父親的生活時間太短，所以無法完全了解他的性格，因為他就這樣沒有價值的過世了。」母親經常這樣嘆息、悔恨著，獨自嘟囊著，甚至多次前往名為ユタ的靈媒者處，聽到「他可能在臺中，或是前往了香港，現在還活者」的說法，而自己感到安慰與平靜。

從那時候開始，家庭漸漸陷入經濟上的困難，我不得不申請從高中休學，開始了痛苦不堪的一人生活。每日養豬、務農，為了籌措母親的住院費只好把部分田地出售，以及母親在家療養期間的種種看護等，都十分地辛苦。幸好有周圍的親戚、老師與同學的支持，讓我與母親能勉強渡過這樣的生活。

高中畢業後，母親也終於病況好轉而能工作，兩年後我進入大學，也開始開創自己的事業。在沖繩回歸日本、我結婚之前，我準備整理關於戶籍的一些資料與物品，乃前往父親的故鄉与論島，帶回來代替父親骨灰的小石頭，用此建造了父親的牌位。不久之後，也到了子孫成群的歲數，為了將事件做一個了解，乃準備失蹤宣告之相關聲請。

在事件結束後經過46年的1993年，我以我的名義向家事法院聲請失蹤宣告，到隔年裁判確定。當時我的母親81歲，而在戶籍上，父親仍活到85歲，並且到此年紀父母仍然存續著夫妻關係。

2007年，我從為了究明228事件的真相而成立之「真相究明調查委員會」的台灣與日本學者們，得到了參加2月28日之「60週年追悼典禮」的機會，更了解了事情的經過後，更加深了我希望能追求事件真相，讓包含父親在內的所有犧牲者陳冤昭雪的決心。因此，我到和平島海岸撿了小石頭帶回沖繩，由母親的手放進父親的骨灰壺中，當時母親的雙頰，閃爍著淚光。

3年後的2010年9月，母親連父親的份一起，以97歲高齡去世。在母親在世期間我無法將父親死亡的真相究明，身為兒子實在對母親感到十分抱歉，同時更加深了我要達成這個目標的決心。

自此之後，我曾前往參訪綠島、景美，到基隆與遺族會的幹部們交流，多次前往我兩歲半以前出生、居住的(舊)社寮島，散佈徘徊並於該地住民、老人對話。當地有個名為萬善公的廟宇據說是供奉事件犧牲者的納骨塔，我想我的父親也在內，故也曾前往。現在我也在準備DNA鑑定的檢體，希望能夠獲得成果。

母親過世後半年的2011年3月，受到因在沖繩舉辦「台灣與沖繩平和之美術交流展」而來的文化建設委員會人員的幫忙，我向228基金會提出正式的申請。當時因時效關係，正式受理是在2013年8月。之後的經過，也已經在書狀中敘明。

時至今日，我受到許多台灣各界的關懷與幫助，對此我表示崇高的敬意與謝意。現今，台灣與沖繩十分友好，並有眾多的文化、經濟與人民間的交流。這對於在台灣出生、實際上台灣是故鄉的我，感到非常的高興。

我是此事件中第一個發起認定賠償請求的外國人受難者。這次 鈞院的判斷，想必會受到來自國際性的矚目。懇請 鈞院能秉持正義、人權、以及人生命的價值實重如泰山之理念，做出正確的判斷。


—2015年11月24日，原告青山惠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