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贏皆不是的青山惠先案？專訪二二八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

父親來自日本的「灣生」青山惠昭，代替在二二八遇難的亡父向台灣政府求償。官司今天下午即將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揭開序幕。對於二二八基金會來說，當年決定不賠償、如今面臨家屬上法院討公道，過程頗有曲折。

青山惠昭的父親青山惠先，是目前唯一經二二八基金會認定罹難的外國人。他在1947年2月搭船來基隆尋找妻兒，不料碰到二二八事件，遭國民黨政府軍隊襲擊失蹤。基金會原本初審通過賠償遺屬最高基數600萬元，但後來礙於主管機關內政部的法律意見，以台日就國賠訴訟無平等互惠為由，否准賠償申請。青山惠昭訴願失敗，透過本地律師協助，九月間對基金會提起行政訴訟。

本身也是受難者家屬的基金會執行長廖繼斌，將代表該會以被告身分出庭。廖繼斌在兩個月前本案媒體曝光 時，接受公視專訪，說明本案原委；也透露出面臨訴訟時，個人態度與基金會立場的微妙關係。

廖繼斌：二二八基金會要有自己的想法

「二二八基金會應該要有自己的想法。基金會本身固然是官方的，但以國家的分工來講，是把二二八受難者的判定跟賠償的權責，劃給二二八基金會執行。」廖繼斌說，「就像刑事訴訟法是誰定的？法務部跟司法院共同訂定送立法院通過，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以後，法官在適用刑事訴訟法的時候，要不要問法務部？當然不用，他就依據法律審判。」

廖繼斌認同初審做出應該賠償的決定，也認為基金會可以不受主管機關法律意見的拘束。因為二二八基金會是國家唯一、而且是最高的二二八事件處理權責機關，是「司法性很強的機關」。有好幾個案例，甚至還推翻最高法院的定讞判決。

但青山案的最後結果，卻擺脫不了主管機關的意見。那麼，代表基金會出庭時，廖繼斌將採取哪一個立場？以下是詳細的訪談內容：

國民情感 vs. 法律？

記者問：可不可以再確認一下，是內政部認為這個案子不適用國賠法第15條，因為不符合平等互惠原則，他們也提到之前包括日本兵、慰安婦這兩類案例？

廖繼斌答：沒有錯，內政部是這樣講。在法律意義上，他們認為要採平等互惠原則，因為日本沒有相對的二二八事件，所以他們說這個案例跟國賠一樣。日本的國賠也規定要採平等互惠。目前找不到日本法院對我國受害的國民，有等同日本人民待遇的，所以既然你還沒有對我好，我也不要對你好嘛。

另外內政部也提到台籍日本兵跟慰安婦，他們(日本政府)也不承認國家責任，後來他們民間基金會自己募款給這些歐巴桑，我們也沒去領。台籍日本兵更不用說，日本採歧視我們台灣人的(做法)，跟當時住在我們台灣的日本人一樣，他說台籍日本兵當兵的時候不是中國國民。所以內政部舉這兩個例子，其實有政治情感上、或國民情感上的反應。

我個人看法是這不能跟法律掛勾。我的理由是你講平等互惠，是講說日本國民來我們這邊，我中華民國國民去那邊，是國對國問題。但慰安婦跟台籍日本兵問題，就我個人淺見，慰安婦是認為說她人權被侵害的時候，她是住在台灣的日本人，台籍日本兵也是住在台灣的日本人。那他日本人去歧視他的日本人，這在我們法律概念上是不能等量齊觀。那時候的台籍日本兵，他們不是中華民國國民啊，你不能講說你欺負我們中華民國國民，那時候他們不是啊，所以我認為這個觀念上是不一樣的。

基金會的想法 vs. 主管機關的意見？

記者問：所以這個案子是基金會做成要賠償的決議，呈報給主管機關；然後主管機關做出不同的解釋跟回覆，把你們的決議推翻嗎？這樣的例子在你們審二二八的案件是首例嗎？還是有前例？

廖答：外面媒體講法我覺得跟精準的法律用語有點出入。我們做決定前，要用很多法律。這個法律我們如果自己沒有把握，或者有的部會說這個法律是我管的、你聽聽我的意見，那我們也會問他們看看。法律意見整理出來以後，我們才會把這個法律意見當作我們的適用依據，去處理我們認定的事實。

這個案子並不是說，我們基金會准了，然後報告給內政部問這樣好不好，然後他們說不好，我們改。不是這樣子的。我們在處理過程中，有個很重要的法律看法：內政部認為說，這個應該採平等互惠原則，我們也採這個意見。為甚麼？因為既然它是我們的主管機關，我們就尊重。

沒有錯，它這個法律見解跟我們初審小組意見不一樣。我們曾經第一步的時候，董事會基本上都會尊重初審小組的意見，並沒有做成 final，就等內政部。因為這個公文前後也有一年，他先來講的不是很確定，那我們請他講得確定一點，所以找法務部、找外交部，甚至還找外館，開會開好久才正式回我們，說應該採平等互惠原則；目前找不到對方的互惠案例，所以沒辦法給他互惠。

這是我們第一次發生說，這個法律可以這樣看，也可以那樣看；而且又剛剛好時間點卡在兩公約國內法化。如果沒有兩公約國內法化的話，大概我們的初審小組也不會那麼堅決。

內政部明講不給 基金會最終未「撕臉」

記者問：這個案件審理的程序，初審開三次會。正常的時候處理程序是怎麼樣？

廖答：我們一般是初審小組決定以後就報董事會。那這個案子為甚麼三次？是因為第一次初審小組是有通過，然後就說他是不是受害者兒子啊，我們就請他們補一下名字。但那時候有把理由講出來了，如果他的戶籍沒錯，就要給人家。第二次就是內政部來函有意見，那我們就再問初審小組；初審小組就說還是我們對。第三次是內政部講明了說不能給，那我們再跟初審小組講；初審小組說他講他的，我們還是很確定。

記者問：可是最後是董事會做決定？所有的案子都是董事會決定？

廖答：對，一般在我的理解，尤其我到任後，大概初審小組過了，董事會都尊重。

記者問：假設一個情況，如果董事會要支持初審小組，不理內政部的決議，因為雖然內政部是這個法律的主管機關，但是基金會應該仍有獨立做決議的權責？

廖答：應該這樣講，如果我們那時候不理內政部，我就給了，會造成很大的政治效應。第一個，你等於撕內政部的臉，那這個我們六百萬的賠償金，你要結報，要怎麼報？我們的預算是內政部給的，內政部會說 你不能給啊，你偏偏還給。

記者問：可是基金會這邊也可以說，內政部不能替基金會決定能不能給，可不可以去爭執這個？

廖答：可以啊。

記者問：但是最後沒有，是基於什麼原因？

廖答：第二，我不是董事，我是幕僚，我連審案的權利都沒有。假設我是負責的話，我就硬著頭幹了，就會給他過了。但我們也不能這樣期待。我們現在董事長，內定董事長的時候是政務委員，其實他是用政務官來兼任的，基本上政府就還是一個邏輯嘛。

被誤認為原住民而遇害

記者問：青山惠先在台灣遭遇到什麼事情？就你們瞭解，為甚麼琉球人在台灣會遭遇到這個狀況，是因為語言不通？或者被誤認為是原住民？

廖答：在日本統治時代，這裡就等於是他們 (琉球人) 工作的場域。在那時候他們不會被認定是日本人，而是「琉球人」。那時候留下來的，事實上就是「琉球人」，所以基本上不會優先把他們送回去。基本上他們跟台灣人過在一起，漁業生活是他們最大的連結。

當時在抓人的時候，是以區域來抓的。他們被抓到我認為是很正常的。這一條街，看起來不是台灣人一定是原住民嘛。軍人在抓人的時候是講效率的，也不會去檢查他們身分證。那時候連講中文的時間都沒有，後來抓錯就抓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