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教】老師的樣子－板橋高中黃惠貞老師

反威權，從國會殿堂到教育殿堂。如果您關注課綱議題，一定對黃惠貞老師不陌生。任職於新北市立板橋高中歷史科，她曾經多次受公視「有話好說」節目之邀，深入淺出侃侃而談；也曾在歷史課本爭議的研討會上，分析歷史教育與課綱問題；甚至在幾位立委舉辦的「破除黑箱課綱」公聽會上，聲淚俱下地駁斥教育部法制處的冷血發言：「原來有權力的人不需要說服別人。」

「比起很多準備好當老師的人去做老師，我是準備好當一個公民的身份去當老師。」黃惠貞回想，自己不僅從來沒有想過從事教職，面對家人的期望，還非常地抗拒。她笑着說，如果去念師大，可能不是把學校給燒了，就是被開除，兩敗俱傷對誰都不好。

勞動家庭出生，父親早逝，學習到母親的強悍，黃惠貞認為，只要是對的事，都有辦法平反，所以敢說敢做，加上天生有一種對權威的敏感，「老師、教官這些有權力的人，很早就讓我看破手腳，我不服管教而不被處罰，他們講好聽是愛的包容，但另一個角度是，因為我成績好，不拿我怎樣。」

大學違背家人意願選擇台大歷史，學校報到完第一天，就去打工上班，自己賺取學費、生活費，那時她想要成為一個腦筋很清楚，很會講話表達的人。上大學那年，台灣也才剛解嚴，她直言，是大學後才真正獲得思考的機會，當時逐漸地開放報禁、集會遊行、組織政黨，在這股時代氛圍中，黃惠貞也參與過野百合學運。

大學畢業，趕上風起雲湧，股市上萬點的年代，有線電視剛開放，念商、新聞的都很吃香，但沒想到台大歷史系畢業，找工作卻四處碰壁。黃惠貞的第一份工作，是回學校做研究助理，每天抄寫比對資料，當時有法律系同學在幫忙選舉，每天在外面跑，工作很有趣，二個月後，她離職，「決定跟他去玩選舉。」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黃惠貞：「我活在一個年輕人覺得搞政治很有希望的年代。一九九二年畢業，年底國會全面改選，當時我是選舉助理。」

選舉助理有個工作，是去觀察別人場子，黃惠貞記得，那年冬夜下著傾盆大雨，在天母國小，已經超了集會時間十點，警察在旁邊待命，所有人都不走，大家都在等陳水扁來演講。黃惠貞看著每個人引頸盼望的神情，她想著，為何台灣人會有這種想法？為何覺得他可以改變我們？這是她的啓蒙。「那次大選，我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做政治。」

老闆吊車尾選上，黃惠貞誤打誤撞地成為第二屆國會助理，同事都是念法律政治，她一開始摸不着頭緒，三個月後才突然開竅，之後在立法院一待就是七年，直到老闆沒選上才離開。

「我作法案助理，離開前是立院辦公室主任，底下有十個人，那年我二十九歲。我很喜歡這份工作，接近權力，但比檯面上人物更有機會小心地使用權力。有很多助理會濫權，但也有很多看清，利用權力做好事，我覺得我傾向後者，那時我最想做就是把國會助理制度化，讓台灣民主政治比較上軌道。」

當時黃惠貞參與審議的法案有：教師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有線電視法、公共電視法…還幫樓下的電影資料館爭取預算，拯救了一批台語老片。

「現在想起來很有成就感，在很年輕時就有這些特別的經驗，這也是我和一般正規老師不一樣的地方，特別是歷史老師，教這麼多權力、政治，但這樣真正操作過權力運作的，恐怕很少，跟時代也有關係，我感謝我的時代，這些經驗也有助於教學，提供給學生身歷其境的臨場感。」

教書之路 如有神助

離開立法院，沒有教學經歷的黃惠貞，很快的找到間私立學校當代理教師。「會用我，是我試教教太好。」本來想教一年就不教了，她卻意外地發覺當老師滿好玩，而私校學生被高壓得厲害，遇到相對開明的老師，學生非常信任與依賴。

正當離去與留下的二難之際，學校的聘書發了下來，有段評語，讓黃惠貞哭笑不得。「他說：『黃老師妳教得很好，學生都喜歡妳，但給個小小建議，黃老師平常喜歡穿勃肯拖鞋，可是，鞋子後面還是要有帶子比較好，董事長很在乎禮貌，老師要有老師的樣子。』聽完我就大怒：『你應該在乎我的腦袋，不是我的鞋帶。』當場退回聘書。」

沒想到學生聽聞黃惠貞不教的消息，居然發動了小小學運，動員家長去要求學校把黃惠貞留下，她想這些孩子升高三，需要懂得支持他們的老師，便接下了這份重責，而做了這項決定後，接連串順心如意地完成教育學程班，取得教師證，考上離家超近的板橋高中，整個過程如神賜般的異常幸運，黃惠貞直說，教書這份工作，是天上掉下來的。

「我好愛歷史，自己讀了覺得好玩，整理成教學的東西，學生又非得聽我講，他們聽到眼睛發光，是最直接的回饋，我付出八分得到十二分，天底下還有更好的工作嗎？我每天都為這件事感謝上帝。」

黃惠貞在板中任教，今年邁入第十四年。

反課綱的衝勁來自說出真相的衝動

民國一百年，政府開放教師可以組工會，黃惠貞馬上在校內組織工會，「從一綱多本開始，常去聽公聽會，有很多問題會影響教學，但現場教師都無法發言，或是講了沒人聽，我想，最瞭解教學現場的是我們，老師應該要有一個團體，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發言，有工會後，現在十二年國教都會找我們去開會。」

課綱爭議爆發，身為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產業工會（全中教）發言人，又是歷史學科教師，黃惠貞開始上媒體談議題，加入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也與歷史教師們組成了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積極參與。

她說自己的這股衝勁與感受，就是台大周婉窈老師說過的：「學歷史的人，有一種要說出真相的衝動，不論代價是什麼。」。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的成員來自全國，這些熱血的教學現場老師，有些甚至彼此都沒見過面，只因共同受到史學教育的薰陶，有平台就加入，寫投書，去演講，臉書文章一個月有二十萬點閱。「這麼硬的東西，居然有這麼多人在乎！」

五月的某天，睡了個午覺起來，反課綱高中從九所變成一百多所，黃惠貞笑着說：「關於公平正義的事情，要問青少年，他們比較懂，因為離宇宙大自然的最核心的能量最近。」很多人來找聯盟的人去義講，黃惠貞忙到不可開交，她同時也非常感動，人們願意花錢低消，不是為了喝咖啡、看電影，而是聽這些嚴肅的事情，他們的眼神都是發光的，「教書的人，不就為了發揮這樣的影響力嗎？」

但同時，無論怎麼做，教育部就是不回應，黃惠貞想，做運動沒有悲觀的權利，只能繼續做，「教育部不理，我們就當成這是一個歷史教育的公民啓蒙，至少讓大家知道，歷史教育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樣，不是民族主義，也不是政治人物掌權就可以操控。」

我不要反什麼 把小孩還我…

學生衝進教育部的時候，黃惠貞人在義大利進行規劃許久的旅行，從那天開始，她的心沒有一刻安定過，儘管有時差，她幫忙寫新聞稿、隔海聯絡律師、主持紐約海外學生連線…，「知道這件事，我大哭…」談起被暱稱為「大林」的林冠華，黃惠貞的眼淚滔滔流下，「一路從義大利哭回台灣…」黃惠貞邊講邊擦眼淚，只要想起大林，她無法不哭。

清晨六點回到台灣，八點黃惠貞就到了現場，「年輕人比我們更清楚，剛開始我們還遮遮掩掩說反黑箱，但他們不是在反課綱，是在反教育威權。如果我們又去限制他們，我們就是另一個威權，我們只有一個信念，學生在老師在。可是當學生撤退，我心中其實暗暗安心，實在不能忍受再有一個孩子不見，孩子的情緒是真的，可能事情對大人來看那沒有很大，但對孩子那是天崩地裂。」

撤退那天，學生抱著黃惠貞說：「老師我們對不起大林，我們好沒用，現在就要回家…」抽起一張衛生紙，黃惠貞忿忿地說：「我說該說這些話的，該是大人，我好恨我是大人，我好丟臉。」她把憤怒擤進去衛生紙裡。

「大人們只在意自己的面子，維護既得的權力、安逸的生活，沒考慮這些對小孩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當夥伴問我，為什麼反一個課綱要死一個孩子？我只能哭，我說我不要反什麼，把小孩還我。」

撤退那天，颱風即將到來，天空降著忽大忽小的雨，離開教育部前，黃惠貞看到地上有張大林的照片，濕濕髒髒的，翻到後面，有一些學生寫下的話，她收好帶了回家，裝在相框裡，放在書房，跟聖經擺在一起。

「我想把它留著，我在教書、教歷史的生涯中，我都不要忘記這個小孩。」

訪談尾聲，看到黃惠貞老師心碎痛哭的面容，我想，這大概是參與反課綱運動的老師們，共同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