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教】老師的樣子－台東女中周威同老師

上公民課就是要實踐啊，不然要幹嘛？

如果去過教育部前廣場，你可能會對「濕滑印書」這活動留下印象，這群喊著自己課本自己印的人，將吳思華口中「印好了不能退的課本」撕爛製成紙漿，要重新印出自己的課本。

台東女中的公民老師周威同也曾在今年二月將公民課本撕毀，並在「老師，你為什麼要撕課本？」一文中寫：「我撕書意味著要讓教科書重生，希望教師能夠覺醒，奪回屬於自己的專業自主權。同時也抗議教育部違反程序正義的『課綱微調』。我想顛覆大家認為『課本是正確』的這種刻板印象，尤其是教科書在審定過程裡，可以揭露真相、也可以扭曲事實。依據歷史經驗，統治者有權力決定了哪些知識才是知識，其中充滿政治運作和算計，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過使他上頭版的事件並非撕課本，而是在六月初，當學生們的反黑箱課綱串聯行動正烽火遍地的時刻，他卻因一篇關於課綱的訪談而遭教官校安通報。雖然第二天就被校長撤回，但已然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而一向被視為保守、對公共議題冷感的花東地區出了這樣一位老師，也確實令人好奇。

反黑箱課綱是公民課的實踐

周威同老師笑說：「我的學習經歷跟別人不一樣，常開玩笑說我不是一個正常的老師。我並非師大體系出來，念工專，去插班大學。因為我有很多工作經驗，也當過記者，必須培養社會議題敏感度，就開始關注社會議題。等到我教公民，就要帶入很多議題的討論與時事才會讓學生有興趣。但你常常這樣批評跟討論時事又很無力，改變不了什麼。而且在台東基本上不太可能去遊行，剛好去年反課綱開始讓我去思考怎樣把我學到的東西用在實踐上面。」

從寫陳情書請願到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申請開會紀錄，甚至上街頭、行政訴訟等等，周威同描述這次的抗爭行動，就如同是一次對公民課本內容的實踐。但說來好笑，他之所以投入反對黑箱課綱的行動，教育部也推了一把：

「我們從九五課程開始有一個學科中心，目的就是辦理研習。我們都是學科中心的種子教師，除了參加研習還要回學校組一些專業社群或試題研發。平常這些老師每年都有固定時間聚會，所以對課綱制定的過程是非常清楚的。我又是公民與社會科任教，自然對這樣議題敏感性比較高。去年二月五號我們知道教育部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通過微調後，幾個老師就決定站出來，因為這次微調跟過去課綱制定程序，我們發現有很大不一樣，包括說公聽會程序倉促，還有檢核小組的問題，我們都覺得那不是可以忍受的，才決定出來去陳情跟抗議，某種程度要感謝教育部。」

但微調課綱除了他剛才提到的程序問題外，教育部也違背了所謂專業審議的原則：「比方說你檢核小組召集人王曉波是學哲學，裡面的人沒有一個學台灣史的，你怎麼說你的微調有專業性？」

什麼是政治？可以不談嗎？

近幾年，臺灣的社會運動越來越多，原因除了如上述政府違背原則的胡亂施政，他認為也是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出生在一綱多本的時代，因九五暫綱將原先分為公民、現代社會、三民主義的三個科目整併為公民與社會並且談到了以往沒有　的公民不服從概念，而受到了某種程度的啟蒙。

但即便如此，現在的課本仍有缺憾：「比如鄭南榕，課本不寫，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臺灣人權指標事件，我就會放紀錄片給學生看。之前發生了野草莓事件，因為集會遊行法的關係，這些事情去開啟了大家對社會運動的討論和想像。我們現在集會遊行是核准制而不是報備制，多數國家都是報備，就是我跟你講一下哪時要遊行。但我們是核准的，要申請通過才可以遊行，基本上這就是一種威權國家的思維。」

或許有些人認為任意遊行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成本，但周威同認為人民上街頭通常是忍無可忍，且憲法賦予了集會遊行的權利，就不該用法律限制。且當政府能任意不核准遊行時，也形成某種層次的國家暴力：「如果違反社會秩序有社會秩序維護法啊，上街頭有不軌行為有刑法啊。用刑法跟社維法來約束就好，基本上不該對集會遊行做太多限制，但你會看到國家是用這種預防性的心態。很多人就對社會運動覺得不能容忍，國外遊行很平常，但我們的文化會把上街頭的人視為暴民。」

是啊，即便現在出生的小孩早已遠離戒嚴時代，但政治一詞對某些人來說仍然是蛇蠍般可畏，更遑論上街抗議。在「純淨」的校園內談「骯髒」的政治，會不會仍有學生反彈？

面對這樣的疑問，周威同想了想說：「其實孩子敢做出這樣的提問已經很勇敢，我們不太可能用知識上的權威去壓迫他，只能帶他做些思考。比方說我會問他什麼叫政治？政治定義很多，有人會用國父那一套『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但美國有一個政治學家講過『政治就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所以比方你們家要決定哥哥弟弟誰要洗碗，怎麼分工？這就是政治啊。只要有人群有組織，一定會有政治的發生，那分配什麼？分配兩種，一種是錢，一種是權力的再分配。」

避免權利受損最好的方法就是平常也關心政治，因為在沒有公益性的情況下，國家力量的介入可能會變成國家的合法暴力。說到這裡，他笑了笑：「人民起來反抗，這才是一個民主國家，比如說在中國大陸你敢去反抗嗎？基本上是不敢的啦！所以我就告訴學生，當你不關心政治，有一天你權利被剝奪時該怎麼解決？」

自我殖民小警總

然而不只學生，仍有許多老師較為保守，少對公共議題發聲。而這或許與這幾年來可以考上師大的，大多是軍公教、中產階級有關：「本來這群人就是偏向保守的、穩定的工作就好。自然在面對社會大轉變時會採取比較保守的策略，像課綱明明是錯的，但他們不會出來，會想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課綱怎麼改沒關係，我怎麼教是我的自主權。但我覺得這是消極的，你知道是錯的怎麼不反對？」

他提到曾有家長寫了封信，內容並非反對他從事社會運動，只是希望改由閱讀等方式來關注，而非一定要衝撞。但最有意思的一點在於，這是封匿名信。「這凸顯一個問題是：我們基本上不太表達公共意見。事實上家長本來就有權利跟老師討論教學方式，可能台北不會，但你看東部就會用含蓄而且匿名的方式。」

他也曾問過學生，為何不公開表達或跟學務處爭取權益？學生的回答往往是害怕學校秋後算帳：「秋後算帳變成臺灣長期在威權統治下的一個陰影，像有些老師為什麼不出來反課綱？因為怕被教育部秋後算帳，蕭曉玲老師的事件就是秋後算帳的一種案例。在之前很多老師白色恐怖時代批評政府，人就不見了，這種事情，五、六十年代的人都還記憶猶新。我想可能這種事情對你們這個世代不會有感覺，但四、五十年次的人基本上腦袋裡還是會怕。所以我常講這次課綱討論到日本到底是統治？還是佔據台灣？這牽涉殖民史觀問題。殖民就是外來統治者對當地政權的壓迫與宰制，但很多研究會發現殖民者走了，當地人應該自立站起來，卻發現大部分殖民地人民還在自我殖民。殖民者走了，他心裡面還沒解殖或去殖，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而島上自我殖民的陰霾何時能去除？或許今年夏天，這場遍及全台的街頭公民課所跨出的，正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