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歷史課綱的爭議時,總有某些人將其歸類為「統派」與「獨派」的鬥爭,一如名嘴大咧咧的說:「擔心太陽花世代的扭曲史觀。」一如準備競選總統的洪立委不負政壇小辣椒之名的霹靂發言:「其實根本調得不夠嘛!」
暫且先不論他們評論的對錯與否,可能比較少人提及的是,國文課綱亦是這次被「微調」的課綱之一。除了先前在余光中、張曉風等人的「搶救國文教育聯盟」的強烈抨擊下已將文化基本教材列為必選之外,這次微調的部分大致有文言文與白話文所佔比例、選文的議題設定、文言文的編選清單等項目;雖然和被大幅修改的歷史課綱相較起來,似乎真的是「微調」而已,但這樣的「微調」在竹東女中的鄭琬玲和梅梓柔看來,也有不少的問題。
她們提到在文言文的編選清單中。關於台灣題材的由八篇刪減為三篇,比例相差懸殊,而即便在談論中華文化的部分,也缺乏多元性。
梅梓柔說:「講到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我覺得新增這本後最大問題是那一本書就是一個儒家文化所謂的經典,裡面收錄的全都是儒家相關,論語孟子之類。我們其實讀國文不只是儒家文化,可能還有道家、法家之類的,但在課本上只能用一兩篇,三年下來就少數幾篇。對於我們了解多元文化的部分,如果沒有想要真的去了解的人,就沒機會讀下去了。」
鄭琬玲也在旁補充:「那些九流十家都沒有被納進去,只偏袒儒家,就不夠多元吧?老實講我們上中華文化教材課,很少有學生認真聽,那種上法很硬式,就是墨子講了什麼孔子講了什麼。我之前讀過一篇文章,國外有自己西方哲學的課程,我們自己也有中國哲學嘛,但為什麼我們上法很硬?我覺得應該是要有個核心的東西丟出來之後,讓同學去想像這東西要怎樣應用在我們的日常和思考過程,不是背注釋後說這個會考。」
而現在的考試方法,也讓答案趨於單一選項,她們甚至認為連考試的方式都要改變:「類似申論題吧?現在歷史的考法也是考年代或這個人是誰。我們現在的想法是可能土地正義的方面,從以往土地制度延伸到現在的大埔事件,提供資料讓學生自己論述。考起來會很困難,但我覺得會比現在只求單一方面的正確答案,極對極錯那種方式來得好。」
梅梓柔說:「德國都是考申論題,我覺得他們教育可以弄到這麼高等,為什麼我們不能?」
當學生開始意識到教育必須展現出多元價值與培養思辨能力時,新國文課綱卻刪除了選文議題設定的描述,似乎不再認為學生透過課文的文學力量與社會互動是有必要的。她們做運動時所遇到的一些批評,就反映了這樣的思維。
「辦第二場說明會的時候,就有國文科老師看到XX老師在說明會現場。老師回去的時候就聽到有人問剛剛是在幹嘛?比較年老的老師就說還不是XX老師在帶的!?其實是我們自己邀請老師來幫我們講說明會,可能他們不相信學生有這一方面的能力,一昧認為是被XX老師操弄的。當然校外人士也有很多啊,會說我們才是被洗腦而不自知。」
頭一次投入運動的她們也坦承:當實際面對到這些質疑的聲浪時,才發現原來去傾聽他人的立場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而她們在跟校長溝通的過程中,校長也希望她們不要在校內發放傳單,不願學校有太偏哪一方的聲音。
參與公共議題的學生,往往面臨社會所釋放出強大的不信任甚或惡意,指責她們的天真或容易操弄。但是在暢談教育理念時,又幾乎人人都會談到「獨立思考」這四個字,彷彿金科玉律,但是所謂獨立思考到底是什麼?
她們談到在創立粉絲專頁後,希望將其能量轉化為異議性社團,梅梓柔說:「因為自治會本來應該要扮演這樣的角色,但現在變得好像行政部門裡的一個小部門,就是專門在替學校辦事情的,根本不是學生主要領導的,了解後發現其實是整個教育體制出了問題,連我們的官員也是這樣的體制下的產物。」
教育體制內長期的壓抑,讓許多高呼學生要獨立思考的人並沒意識到他們正打壓著學生獨立思考的展現。或許獨立思考的定義因人而異,有人期望的是學生可以自動自發的完成所有事情,最好一句話都不要麻煩「大人」。而讓學生對世界進行思辨並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質問等等能力,實在是太過「以下犯上」而不尊師重道了吧。
或許學生當初也未料想到除了原先的程序問題之外,在深入這場運動的過程中,她們意外的展開了一場對教育體制的思辨之旅。
她們提到先前制定課綱時,被認為是統派的張元教授與獨派的另一位教授都認為教育理念應當大於政治理念。那段過往,有著統獨兩派的包容、有著身為教育者的尊嚴:「每次聽演講後的反思就是我們到底要怎樣的歷史教育吧?檢核小組裡的成員說歷史是用來凝聚國族的工具,那個說法就是很老套啊。我們就開始思考到底要怎樣的歷史教學,是不是我們給了學生一個多元的看法之後,我們用原住民的史觀、用客家人的史觀、用不同史觀最後點出我們要成為怎樣的人,而不是教科書幫我們決定到底要成為怎樣的人。有不同的史觀來呈現,讓學生反思自己要站在哪部分。」
鄭琬玲甚至大膽的提出:「我現在有在想說到底需不需要課綱這個東西?因為德國其實沒有課綱。在想說是不是可以採用比較柔性的課綱,不要那麼死板。」
捨棄課綱,多麼以下犯上的想法?恐怕許多人腦中最先閃過的念頭是:「那升學到底要怎麼考?」
在這個考試考到昏頭的社會裡,有這樣的想法亦無可厚非。但也說明了其問題尖銳之處,正是點出了考試在教育上有時卻成為巨大的進步阻力之現狀。學生們對於教育體制下的陳年弊病所提出了質疑與挑戰。或許她們的確青澀、年少、天真,但從她們話語中流露的,是對未來教育能更加進步的期許。
但學生的熱誠與盼望或許並不是教育部想要瞭解的,他們提出的三點聲明始終在原地打轉,無法回應到學生日益深刻的想法。雖然,高居廟堂之上的教育部官員與學生們的想法有落差是可以想見的,但那三場無限延期的座談會卻揭示了教育部所謂「溝通的誠意」不過是一種政治託詞。
在行政院「內閣踹共」的節目中,教育部長的回答讓她們覺得不可置信:「他說都可以啊,很歡迎大家辦座談會,但要經過校內主動邀請教育部來辦。但這東西為甚麼不是教育部主動來辦?而是被動式等學生邀請之後才來,不是應該教育部主辦然後學生參與嗎?怎麼會本末倒置?好像是我們不辦一樣,而且有哪間學校的校長想辦這東西?」
一句「不要政治力介入」而關起了溝通的大門的教育部,彷彿先前的一切不過是走走流程的,新課綱仍然順利的推行著。那些上訴、三點聲明、延遲座談會等一切行動從未有半分回應到教育本身,那是教育部的政治決斷,是教育部在政治面前的全面棄守。可悲的是,教育部捨棄自身尊嚴的後果,卻是讓一群不到十八歲的高中生不得不在這個夏天發出怒吼,力抗成人世界的蠻橫與腐敗。
「教育不該成為政治的工具」,這樣的信念在教育部的多方算計面前確實天真的可以。但隔了兩三個世代的學生與教授們卻為此共同揚起了反抗的旗幟,在二○一五年的此刻,有些信念遠比夏天更為熾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