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抓記者與張奇文三頭馬車的責任

學生衝教育部，警察逮人。記者跟著進去，一併被逮，還移送地檢署法辦。警方執行公權力是合法？還是侵害了新聞自由？

先說結論。就理論而言，學生侵入住宅（先不管教育部算不算「住宅」），已經是先觸犯刑法，除非還有其它能夠強力「排除違法」的理由。如果沒有，那麼學生犯法，剩下就看教育部告不告，因為這是告訴乃論。教育部考量的可能性很多，可以是因著殺雞儆猴、上級施壓而告到底，也可能是基於教育目的愛護學生、輿論壓力而撤告。

至於記者，如果沒衝「進去」教育部（「進去」教育部的界線是圍牆或建築物可以再討論），就連構成侵入住宅的行為都沒有。就算侵入住宅，記者還是可能因為採訪有其「必要性」，形成強有力「排除違法」的理由而無罪。就算這些都不成立，最後還可以主張根本就是「無期待可能性」（無法期待在現場的記者不衝進去，不管是因為記者的天職，或是擔心丟了飯碗），而沒有責任。結論都是記者無罪。

然而，要強調的是，記者無罪，也不代表警方的逮捕就是違法。最典型的例子，如果現場混亂，警方在第一時間無法確認誰是記者、誰是嫌疑犯，或者，根本懷疑嫌疑犯就是假扮成記者。情況急迫，把記者逮捕、甚至搜索扣押，都不算是違法。

不過，還要繼續強調的是，就算警方的逮捕合法，也不代表就沒有侵害到新聞自由。尤其，記者能否自由的採訪，關係新聞能否自由的被報導，若要擔心採訪時會被逮捕，就會產生寒蟬效應。警方是否有濫用逮捕的權限，處心積慮防堵、妨礙記者的監督與採訪，都必須要依照事件的性質、新聞的價值、警方排除媒體所持的心態、所想保護的法益，一一來具體判斷。新聞自由不能無限上綱，正如同警方執法也不是毫無限制。

抓記者有問題

根據後續不斷傳出的消息，警察抓記者是大有問題的。從目的、過程、手段，甚至後續的移送，都有很大的問題。第一，警方早就知道記者的身份，也確認哪些人是記者，還特意把記者和其他人分開，分別限制行動。表示並非誤抓，而是刻意抓。目的為何？尚待深究。

第二，警方的指令翻來覆去，一下子對記者說可以發稿，一下子又不准，一下子說可以接電話，一下子又要管制手機。這顯示究竟該不該逮捕記者，該如何處置記者，第一線的員警和現場的指揮官張奇文，都非常舉棋不定，不知該如何是好。過程很恣意，沒有一個法治國家應有的準則，手段也很隨意，簡直是隨著指揮官的心情在做事。後續可能有人會被追究責任，大家都嗅到這個味道。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記者被限制行動之時，中正一分局已控制住場面，剩下的，只有後續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張奇文局長似乎接收到了不少指令，至少台北市警察局長邱豐光有與他連絡，中正一分局也說有接到來自教育部要「提告」的電話，更聲稱有「請示過」檢察官。

當然，柯p意有所指的說：「誰下令，誰負責。」並表示他認為張奇文並非自己做出決定，而是有「高層」授意。或許，從逮捕到移送記者，就是張奇文心太硬，自己捅出大簍子。如果不是，顯然就是有高層「震怒」，張奇文不過是打手。

柯p雖然為逮捕記者道歉，卻不認為應該撤換張奇文。但也撇清責任，表示自己並無下任何命令，就不必負責。還暗指警政署、教育部、檢察官、或是其他的「高層」，如果釐清誰下令，誰就應該負起責任。

中央／地方誰能下令？誰該負責？

這次的事件，顯示「柯p指揮不了張奇文」。中央和地方，對警察人事應如何分權的老問題，又浮上檯面。市長的民意基礎甚為雄厚，卻不一定有辦法指揮市政府的警察。轄區內的分局長，表面上或許不會反抗，但私底下不一定會買市長的帳。權責不分，柯p或許可以拿出來說嘴，然而，如果沒有徹查到底，就先「護航」自己的分局長。那麼，柯p被圍剿，也是剛好而已。

這就像張奇文要「一肩扛起」，若是為了護衛中央的高官，結果被柯p拔官，也算黑社會電影的「為大哥賣命」，也是一種「求仁得仁」。當然，事實層面的問題，有待一一檢視釐清。或許，果真是張奇文自己下令，別無高層。（鎮壓時，長官在睡覺，是近來的「行政慣例」？）

也或許，是台北市警察局長背地裡下令。（故意瞞著柯p，是怕他為難？還是怕他反對？）更或許，是警政署跳過局長下令，或是更高的「高層」跳過中間，直接下令。中央或地方，在事情鬧大後，都不願承認，要張奇文自己扛起來。

無論如何，應該不會有人相信，教育部可以「指揮」的了中正一分局。於是，從事後張奇文表明願意「一肩扛起」，卻還總是咬著是教育部說「堅決提告」的戲碼，教育部更像是被拖著一起「跑龍套」。為了掩護，被拖著陪葬的可憐角色。

三頭馬車

最後，還有「第三頭」的馬車，也就是檢察官。理論上，刑事偵查唯有檢察官是偵查主體，警察沒有任何的裁量空間與判斷餘地。這正是為什麼抓到現行犯後，一定要移送給檢察官處理的主要原因。實際上，今日分工已經日趨精細，檢察官的實權與能力，並沒有過去來的大。第一線的員警，往往才是最了解實際上狀況的人，檢察官沒在現場，無法作出適切的指揮與調度。道聽現場員警的塗說，就要在背後下指令，其實是很危險的事。

何況，員警常是在執法「出包」時，才會詢問檢察官的意見，找個「法律專家」來背書。這個案件，如果張奇文硬把檢察官拖進來，或者事實證明，檢察官確實是在警方詢問法律意見之後，才決定要逮捕或移送記者。那麼，檢察官也有責任，不管真的是欠缺意識、濫權侵害新聞自由，或是一昧袒護警方而被利用。

無論如何，這就是警方執法濫權時，可能「三頭馬車」的情況。國家體制不善，不僅事實上追究濫權員警的困難度很高，連應該由誰負起真正的責任，都「傻傻地分不清楚」。令人失望的是，眾多英明睿智的政治領導人，面對這種權責難分的制度，卻不思改革之道，究竟是真傻還是裝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