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您，同名同姓了嗎？

「台灣的司法調查真的就是這樣調查的嗎？」梨山賓館副總「林閔政」收到傳票，在臉書上發出不平之嗚，抗議「司法擾民」。

法院傳他出庭，表示有人在桃園，把手機借給了「林閔政」，一借不還，涉犯侵佔罪。副總自認好一段時間沒有到桃園，應該沒有涉案。打電話給書記官，表明梨山到桃園一趟路，得花上大半天，是不是就不用去了。書記官表明，證人不來要請假，但法官如果不准，可能會強制拘提，還可能裁罰三萬，意思是「自己看著辦」。再問怎麼會傳訊他？書記官說，法官已經是「過濾了」二、三十個同名同姓的「林閔政」，才找上他。言下之意，法官已經有初步調查過了，沒有亂來，手法合理，不算粗糙。

「法官」被動不能查

媒體下的標題是「擾民」。然而，擾民其實並不是重點，重點是民眾對法官的想像，以及法官對自己的期待。試想，相同的情形，如果是警方過濾了三十個同名同姓的人，再縮小範圍來調查，並不會被認為是擾民。

因為警察局分佈各地，倘若覺得副總涉嫌，主動上門查訪或要求就近的警局約談，應該是最符合效率與偵查目的的做法。警察進行調查，名正言順，也是盡忠職守。於是，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是法官親力親為，而非警察來進行這種調查？

可能的情形是，警方查都沒查。如果不是壓根沒想到這樣的調查方法（可能性低），就是懶的查。畢竟，只是一隻手機，警方「懶得理你」（可能性高）。但手機對現代人而言，重要性已經今非昔比，功能之強大，毫不遜色於一部電腦。就此而論，手機對現代人舉足輕重，警方完全沒查，未免有所失職。

接下來該問的是：警方如果沒查，檢察官又沒什麼證據，倘若連涉嫌拿走手機的人都沒找到，為什麼會起訴？如果以上這些推論都是事實，如此粗糙的案子，就起訴上到法院，豈非浮濫起訴？檢察官可能就有濫權追訴的嫌疑。

當然，最該被譴責的是法官，繼續追查固然好心，卻認不清自己的職責。司法是被動的，不告不理，不應該積極地去調查證據。警方查三十個「林閔政」不奇怪，法官這樣查，就會覺得怪。試想，如果所有的「林閔政」都不是呢？法官還要調通聯、找監視器畫面、用GPS定位嗎？如果是這樣，乾脆自己出門當捕快算了？

證人轉被告，又來這一招

這個案例，有問題的其實不只是法官出手的姿態，還有法官的心態。如果報導無誤，拿走被害人手機的人叫「林閔政」，涉嫌侵佔罪，身份應該是「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然而，法官卻是用「證人」身分傳喚這些人。

實務上，是檢察官在調查案件時，最常使用這一招。把潛在的犯罪嫌疑人，用證人的身份傳來，因為是證人、不是被告，就不能聘請律師。如果有律師陪著來，有時還會被請出偵查庭外，不准陪著「證人」，檢察官要單獨訊問「證人」。

沒有律師在場的「證人」，會先被要求「具結」，也就是，說謊話有偽證罪的刑責。然後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被檢察官來回訊問。如果不懂得適時主張拒絕證言權，通常就會先被問得七葷八素。

待檢察官問出想要的東西之後，就會當場「把證人轉列為被告」。此時，律師就算進場當辯護人，大概也講得差不多了，幫不上什麼忙。不管當事人講的是實話、是謊話，有沒有被威逼、利誘、不當訊問，說的話都已記在筆錄，不易翻轉。

翻供不翻供，成為兩難。不翻供，大概就會被判決有罪。一旦翻供，法官採信，固然是會判決無罪。但不服氣的檢察官，常常就會回過頭來，再把被告修理一次，起訴偽證罪。偵查中「證人／被告」所講的，如果和審判中講的不一致，偽證就有可能被判有罪。

總而言之，檢察官用「證人」的身份，把潛在的被告傳來，在程序上，就是要避免律師的「干擾」，在實質上，用原來的罪名或偽罪證，也更容易把人定罪。這是一個鑽取法律漏洞的手法，愛用這招的檢察官，已經屢招批評。

如果，本應代表中立第三人的法官，也喜歡用這種不重視訴訟程序的鑽營手法。我們大概只能搖頭嘆息，在台灣，其實只有警察和檢察官，並沒有「法官」這種工作。